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處在極權主義、納粹暴政、史大林專制、戰爭與流亡等等極惡處境的威嚇下，卻從不放棄對這個冷酷時代的熱情思考，從不放棄試圖從一片惡水劣土中尋找善花良果的信念，這就是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另譯為漢娜．鄂蘭）一生的信念。阿倫特1906年出生於德國漢諾威一個猶太家庭，雙親都是社會民主黨黨員，同情並支持社會主義。阿倫特的母親是一個進步主義者，是德國共產主義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的崇拜者與追隨者。

在根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2002)因惹‧卡爾特斯(Imre Kertesz)著名小說《非關命運》(Fateless)所拍攝的電影中，一位猶太少年可維(Gyuri Koves)在毫不知情之下被載往集中營，歷經了人間最嚴酷而殘忍的勞役和虐待，雖然猶太少年在垂死之際獲得解救，但其他為數在六百萬以上的猶太人，至死仍無法想像這人間災禍難道僅僅來自「猶太」這一種族身份？作為一個德裔猶太人，從對自己民族災難的思考進展到對全人類危險命運的關懷，是阿倫特一生著述的主線。但和許多其他猶太思想家不同的是，阿倫特不只是把「大屠殺」看成是納粹一幫人的罪惡，而是人類普遍之惡的結果。是誰？是誰擁有或被賦予了什麼名義可以如此對待猶太人？為何行惡之人始終無法認知自己的惡性？為何猶太人註定遭受如此命運？為何他們沒有發聲和抵抗的權利？

黑暗時代的苦難之思

阿倫特的思想和理論始終來回在兩個軸線之間，一是歷史的黑暗與災難，一是人性的本質與變異，而居於軸線之間的核心範疇則是「思」(thinking)，一種「政治思考」或稱為「良心判斷」的認知與行動力。然而，阿倫特的「思」並不是「為思而思」，也不是一般的職業之思或玄想之思，而是「苦思」，為苦難而思，為尋找人類苦難之根源而進行的公共性思考。

阿倫特是歷史上第一個探討極權主義的哲學家，然而，1958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根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以下簡稱《根源》)一書卻不只是在探討納粹或史達林專政的罪惡史，而是在追溯極權主義在西方歷史中的原生性與因果性。《根源》既不是一部意識形態批判，也不是極權政治的經驗性描述，而是關於極權主義歷史成因、結構要素和形成條件的綜合分析。阿倫特不是把極權主義看成獨特的、突發的「納粹現象」或「史達林體制」，而是西方文明崩潰、民族國家解體、國家暴力極端化、大眾社會疏離化和人性冷漠化的結果。在阿倫特看來，極權主義不是地方的、局部的，也不是個人的、偶然的，而是「史無前例」的，人類至今所有的知識與概念都無法描述或捕捉這一巨大而危險的現象。為什麼慘絕人寰的滅猶屠殺會發生在浸淫理性主義最深厚的德國？為什麼不是別的種族而是猶太人成為種族主義攻擊的核心？實際上，種極權主義早在希特勒和史達林前一個世紀甚至更長的時間裏，獲取了自身成長的歷史力量。簡單地說，不是希特勒、史達林製造了極權主義，而是歷史、社會、文化、人性，共同造就了獨裁者希特勒和史達林。在阿倫特眼中，希特勒和史達林都是不足掛齒的小人物，因為極權主義絕不是某個極權者「個人性格」的產物，極權主義所迫害的也不是具有敵意的個人或團體，而是「全人類」。一個犯下「反人類」之罪的體制，絕不是來自個人的野心或變態。如果極權主義不是從歷史條件和人類思想汲取犯罪的說辭和藉口，如果不是從理性主義和政治現代性那裏截取暴力偽裝的合法性，如果沒有群眾的盲目與支持，那極權主義就什麼也不是。

平庸之惡

在《根源》中，阿倫特試圖把極權主義視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官僚行政等等的組合體，她把極權主義視為「成熟的帝國主義」、「極端的部落民族主義」、「官僚獨裁主義」等等。這些論述並沒有獨特之處，在其中可以清楚看出與馬克思主義、羅莎．盧森堡理論的繼承關係，但獨特之處在於，阿倫特把極權主義關聯到政治倫理與道德勇氣的因果分析之上，把極權主義不只是看成一場災難、錯誤、危險或野蠻，而是人性的衍生物。如阿倫特所指出的，人們對於極權主義這種「作為歷史之惡」的麻木、無知、順從和不抵抗，一種因為道德的墮性而導致行動的匱乏和反抗的退卻，才使得一切人性之惡具有形成廣延的、組織的、謀劃的可能性。屠殺、迫害、鎮壓，歷來皆有之，專制體制從來不是一夕形成的，集體暴行也不是一呼百應的，但人們何以讓極權主義演變至如此登峰造極的地步？在阿倫特看來，極權主義是在公共領域的瓦解和孤獨個體形成之後才出現的，前者使極權主義因缺乏公民權利的約束而獲得超越法律的暴力，後者使極權主義因缺乏良心的抵制而不受阻撓。而猶太人由於「無國籍公民」的處境，孤獨、冷漠、絕望是這個種族普遍的生活態度，由於被排除在政治共同體之外，猶太人成為一種「沒有擁有權利之權利」的群體，正是這種「非共同性」，一種人類中的「異類」形像，不僅使猶太人自認對公共事務不必負責，也使非猶太人覺得不必為迫害猶太人的罪行而負責。阿倫特並非把「屠猶」的責任歸罪於猶太人本身，但不思考、不行動、不參與、不負責，造就了一種「庸人哲學」，一種非政治的、非公共的、適應與支持一切既成事實並自許清高的意識形態，換言之，作為人卻不以人的存在去思考與行動，是一切「非人」的罪惡得以肆無忌憚的根源所在！

人類處境：真實的與虛假的

由於深刻體認到不思考、不行動、不負責的態度是極權主義獲取任意作惡的力量，阿倫特格外重視「行動」與公共性在遏止和緩解極權體制上的重要性。在1958年出版的《人類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一書中，阿倫特提出了一系列關於自由、公共領域、真實政治、行動等概念，其目的在試圖恢復人的真實條件以扭轉現代世界「非人化」的倒逆境況。

阿倫特高度贊揚希臘城邦政治，因為「城邦」(polity)是西方歷史上建構「公共領域」的優質典範，它是西方哲學與倫理規範的泉源，體現了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社會有機性、法治、容忍差異、協商討論等等「真實政治」(true politics)的內涵和「政治人」的素質。然而，希臘城邦作為一種「市民/公共」政體，已經被人們所遺忘，城邦體制下的「政治人」已被現代官僚政體下的「勞動人」所取代。通過對希臘城邦的回憶與重估，阿倫特看到了現代政治─一種以官僚行政為支配的虛假政治，和一種以物性勞動為核心的消費社會，如何瓦解和破壞了希臘城邦的公共政治體制，這種破壞性結果表現在，人們把終生屈從於生理必然性的勞動視為生命和價值的全部，以及「自由」淪為「私概念」並僅僅充當私領域消極的防衛工具，公共性喪失和人際冷漠：個人既失去信守承諾的能力也失去容忍寬恕的雅量。而改變這一破壞性結果的途徑是：恢復公共性，以及通過行動投入公共領域以重建自由人的真正聯合。（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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