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ie與破報：我們的左派辦報的經驗
文／黃孫權（破報總編輯）
1994年，我還是毛頭小研究生，不畏虎卻沒幾兩重。適逢地下電台風起雲湧，反核運動以及學運的尾勁正四散開花時，我到《立報》當半職記者賺取生活費。那時《立報》專版中心的人正在開啟一個新的實驗計畫，打破記者原來的分線，在週日製作八版的綜合文化新聞，有學運刊物那種手繪貼版風格，惡搞，基進，實驗，幾乎無惡不作，充滿了熱情與青年過剩的氣血，謂之破。有一期我們做了蘭嶼獨立的新聞，連國歌，國旗還有獨立建國的始末都設計了。隔天，大量讀者打電話詢問我們此事當真？這是美好的1994年，地下文化浮現：春天的吶喊，搖滾破爛生活節，國際後工業噪音藝術節，女性影展，台灣第一個戶外rave party都在此年誕生，學運從狹義的政治路線走向更為寬廣文化行動。
她僅是很優雅看著，聽著，並容忍我們與《立報》那些值得敬佩的老同事之間的衝突，這些衝突從服裝穿著到上班時說話的音量，從標題到排版的風格都有。同年，這位優雅的女士在城鄉所開課，於是我又變成她的學生。她不像其他老師總給厚厚的讀本，厚到我們懷疑老師自己有沒有唸過。她也不說教，花非常多時間聆聽，然後發問。我忘了期末有沒有交報告。（按照我的惡行，非常可能沒交。）
半年後，那時專版中心主任小蔡（蔡建仁）要年輕人自立自強，我變成專版中心主任。1995年，我們隨即向Lucie提出了要獨立出刊的計畫（而我們腦中，只有Utne Reader，Monther Jones，Z Magazine少數範本，以及 Hunter S. Thompson所創Gonzo的新聞寫作風格）。Lucie最欣賞的熱情掩飾了我們這群年輕人的粗魯與沒有計畫，在9月3日浩蕩出刊，隨即贏得與實際銷量不成比例的聲譽。每一次的專題都是一場戰爭，與社內與社外的，如「墮胎的一百種態度」、「反反毒」、「愛滋紀念被單」、「亞洲人民戲劇工作坊」、「台灣的電音教父」等等。那時我們召集了一流的好手，採取一如Lucie在美國主持亞美研究中心一樣的共同決策制，我們共同在編輯台上決定事情，總編擁有否決權以確保出刊以及應擔負的政治風險，沒有人可以單獨決定題材，所以常常一個編輯會議可以從晚上四點開到隔日的太陽升起，猶如一場提前開始的狂野派對，辦公室所有開口向上的容器都滿滿是煙蒂。當時《立報》的社經組是《破報》的戰友，雖然我們常常互相跨線，但基本上，他們處理社會運動以及其文化效果，我們則處理文化運動的社會性效果。
1997年，Lucie創立社發所，而我投入了十四、十五號公園的反拆遷運動。台灣立報社面臨嚴重虧損，學校的預算減至一半。Lucie任台灣立報社長從未支薪，即便在《破報》曲高和寡的情形下，連連虧損，她也只溫柔的對我說，「資本主義的汪洋裡沒有社會主義的島嶼」，要我多想想《破報》的經營模式。最終在七月，《立報》面臨了一次大裁員，將所有人全部辭退，願意留社的同仁重新聘回，年資歸零，納入正常的勞健保制度內。這次事件，讓報社與Lucei及所有同仁都受到重創。同仁開始被編入「走資派」與「勞工正義連線」，批評Lucie與我「言左行右」大有人在。在這過程中，我與小蔡，Lucie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們能做的就是與學校爭取同仁應有的權利。Lucei那陣子難得笑得不那麼燦爛，每次工作完陪她走回住處，她總是笑笑著問：「孫權，你有沒有想法啊？」
之後，Lucie思考台灣立報發展成教育專業報的可能，而我則暫代《立報》新成立的教育組組長，我們一起思考與研究如何可能。期間，我提出了《破報》復刊的計畫，以紐約《村聲》雜誌為範本，創辦台灣第一份免費資訊報。我當時認為，只要活動資訊有價值，被人認同與拿取，那前面批判的報導與專題就能影響讀者，另類媒體不僅在於內容，也在於形式。Lucie深思之後同意，並在同一時期重整台灣立報，使之更朝向教育專業報的目標。1998年三月，《破報》發行復刊一號，一開始只有我和一位記者，一個編輯，一個發行，我一週內要用不同筆名寫出上萬的文字。在一年內，《破報》人員增至十位，從發行三千份直至八萬份，從十幾個取閱點到二百多個點並進入各大專院校與高中職校園。慢慢的，《破報》終於打破台灣傳統報業與台灣社會的箝制，有了點知名度。學校的預算逐年減少，破報自負盈虧的壓力越來越大，而我始終，沒有達成Lucie的期望，Lucie總希望《破報》可以獨立，甚而可以養活《立報》。
在台灣，從來沒有什麼左派經驗，更別提左派的辦報經驗了，或者能被左派接受的「機構化經驗」。我們的公眾輿論或者公共型知識分子（如果有的話）都是在主流媒體上發聲，一邊批評主流媒體一邊在上頭看著自己的文字，自我感覺良好。考慮權力效益與捷徑使得知識分子自我去勢，想在大媒體發表影響人的看法成為主流，鮮少人願意走歧徑創立或支持一份有影響力的另類媒體。台灣最不舒服的環境就是沒有另類（There is no alternative），最不舒服的是解嚴後我們卻走上了柴契爾主義的詛咒。我們只有冷戰思維留下來可笑的左右之分，以及宣稱大於實質粗糙的勞資之分。
Lucie在美國二十幾年的組織經驗，在台灣卻也左右支絀。周恩來曾經對Lucie說，「我們錯怪妳父親了，他不是敵人，是值得敬佩的『民族資產家』。」你不會懷疑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者，那有沒有資產會是個問題嗎？成舍我先生在其創辦的《世界日報》中，就有「勞工版」與「大眾公僕」版，這難道不是另類的新聞典範嗎？
我以為，作為一個「資產家」的女兒以及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Lucie關心的，不是培力（empower）也非干預，而是另類、弱勢如何能夠自我發聲，這涉及制度性的力量與培育，Lucie終其一生當是以此為志。她在美國主持亞美研究中心，接任《立報》，創辦《破報》、《四方報》，創立社發所，成立社會發展基金會，建立舍我紀念館，無一不是「青年培育中心」，這些機構不正是讓年輕人有實驗、實踐與實習的機會嗎？Lucie做的不是號召、組黨工作，而是制度化的去培育各種熱情與機會，使人們可以為自己發聲。
Lucie的總總影響著我。在招募新記者的時候，我總會問應徵者興趣為何？喜歡做的事與《破報》的工作一致嗎？能為《破報》做什麼？而不是希望新進的同仁符合《破報》的要求。我總記得Lucie在主持亞美研究中心時，用「所需」來分配「所得」，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從未替自己調過薪，甚至與Lucie協議將我的薪水分給新進同仁，以勉力維持同仁不至於與主流媒體記者有過大的薪資差距。從兩年半前我開始不支薪，每週照常台北高雄來回跑。我告訴自己，當是我繳給Lucie的學費吧，學習左派在地球生活的旅行經費。
在《破報》復刊號的編輯室手記裡，我寫到：「我們希望成為台北市另類資訊的通路，這是第一步，不必跨得太遠。如果孽世代之聲能夠壯闊動容的話，它既不是另類小眾的喧囂也非菁英的文字遊戲，而是從調查與探索開始。我們既不想成為學院裡的秀異分子的同仁誌，也不想成為媚俗的流行嗅犬，我們希望能有一個空間可以作為不同世代的、多元文化的探詢，可以記錄多於宣傳，探索多於品論。我們既不膽怯，也不敢大意。孽世代之聲必須，也非得先從聯絡、建築另翼族群與文化開始。」這種看法，始終沒變。
Lucie走的當日，沒有一家電視媒體報導此消息。電視新聞忙著報導網路美女的票選以及各種影藝消息，這是我們歷經多年後，開放報禁髮禁所有禁得到的成果：電視台以台灣媒體專業人士最愛批評的《蘋果日報》為藍圖報新聞，以最經濟而不花腦力的方式報導新聞。上週六，我勉強自己參加三鶯部落的抗爭尾牙，在三鶯部落聚會所內，我看到牆壁整面貼滿《立報》的報導，我在前駐足許久，新聞報導與社會運動走在一塊了，這就是另類媒體的必要，我想這也是Lucie此生最好的證成。然後我抹了淚。
我希望《破報》可以持續下去，或者此種「培育熱情與機會」的制度可以持續下去。這是Lucie與台灣立報社所有同仁共同創造的，也是台灣當今最需要的經驗與歷史。
Lucie的眼睛
文／張釗維（前任立報專版中心新士族主編、破報編輯、CNEX總監。獨立紀錄片工作者，現居北京）
記得應當是1994年吧，那時候沈懷一出版了他第一張DIY的創作歌曲專輯CD《高尚的流浪漢不該有情緒》。內文致謝詞當中有一句話，特別讓我感動。在感謝一堆人事物之後，沈懷一提到他的父母，感謝他們「對年輕人永遠保持好奇」。
今天我們很容易對年輕人說，鼓勵這個、鼓勵那個，「有夢最美、築夢踏實」等等之類的，或者表示上一代對下一代的寬容，或者表示自己也還年輕，或者希望年輕人去實現自己當年未能實現的夢想。或許年輕人是需要這些鼓勵吧。但是，當上一輩能夠對下一輩表示好奇，而且僅僅是表示好奇，難道不就是最大的鼓勵？
現在回想起來，在跟Lucie接觸當中，她總是帶著微笑、睜著大大圓圓的眼睛，看著我，或是我們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你一言我一語，放言高論；那雙大大的眼睛，清澈明黑，正是如貓一般、充滿好奇的眼睛。1994年夏天，《破報》就在她好奇的眼睛底下，成形、創刊，一週又一週地印行、出版了。
M在記錄JJ成長的日記當中，有一篇引用了侯文詠跟聖嚴法師的對話：
聖嚴：「做爸爸感覺如何？」
侯：「只希望能做孩子的朋友就行了。」
聖嚴：「侯醫師啊，期望孩子做你的朋友，和他將來有很多錢報答你，或他變得很有才華……這都沒什麼兩樣。」
侯文詠嚇了一跳。
聖嚴淡淡地說：「此時此刻，你就只要好好的跟他相處。」*
Lucie並不強調她是我們的朋友，也沒希望我們能夠賺錢，或者展現多少才華；她就僅僅是用她好奇的雙眼看著我們，來跟我們相處。儘管，轉身過去之後，她其實背負了多少成敗的壓力、外界的眼光以及身體的病痛…..
嗯，但願我也能夠做到對JJ保持好奇，也但願JJ可以感受到我對他的好奇。我希望，我也可以有一雙（不一定大大的）清澈明黑的眼睛，可以看著JJ一直成長；如果真能做到，那或許是我能給他的，最好的禮物與回憶。
懷念成社長，也想念你們
文／江宜蔚（前任破報美編）
那時我還是個小夥子，剛到《破報》時沒兩三日。那天進了電梯，然後有一個優雅的女士也走進電梯來，其實蠻怕坐電梯和陌生人的那種距離，我會讓眼睛沒有焦距等時間快過去消去那種無言空間，然後她主動說了話，「你的外套很好看喔。」我記得她是那樣說的，然後我笑了，我忘了我回應了什麼，然後她帶著一個蠻大的笑容走出電梯，最後我大概是不好意思說了謝謝之類。後來，我知道了她是我們的成露茜社長，你知道，那種驚呀開心。
那個笑容現在回想起來一點也不困難。
沒有晚年的長輩
文／史美延（破報廣告AE）
與社長的淵源，當從家外祖孫德中先生談起，浙江天台人，畢業於北京大學文學系，為五四運動被捕學生32人之一。遷台後銜北大校友台灣會長多年，與同為北大校友的老社長成舍我先生為舊識。在下則授業於成社長露茜UCLA弟子，東海社會楊開雲教授門下，之後有幸投身師尊麾下任職於《破報》，與同仁們一齊致力於社長為弱勢發聲的理念。
社長是位沒有晚年的長輩，即便與癌症交手過程中，也不曾顯露過疲態，持續為大小事務奔走，復原更是展現其無比堅毅的性格，從病榻、輪椅到再次健步而走，其過程之迅速，即使年輕人也自嘆弗如，在同仁心目中的社長，更像是位永遠活力洋溢的大姊姊。來到社長靈堂注目遺照，期望再次感受社長無盡的生命力，指尖上傳來微微的跳動，彷彿社長意圖再次指引眾人，謹慎善用各位指間的力量，持續為真理與弱者發聲的理想自強不息。
學界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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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露茜與社發所
文／黃德北（世新社發所所長）
1990年代中期露茜決定返台後，她開始籌劃設立一所她稱之為「台灣獨一無二，甚至也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左翼研究所，這就是後來與她的名字緊密相連的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事實上，露茜在UCLA擔任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主任時就曾經將她的某些進步理念付諸實現，例如她率領中心的教師與學生共同參與洛杉磯華埠移民工籌設合作社的組織工作；這個中心最初甚至採取教師、學生與職員組成的委員會共同決定中心政策的運作模式；她還在中心內部實施某種再分配的制度，即由中心同仁依志願每年捐出部分所得，然後大家再討論這些捐款應該如何分配給中心比較需要的成員，她稱之為「按需分配」；在進用新的教職員時，她也一直有意識的挑選有進步理念的人選成為工作夥伴，以確保中心不致「變色」。不過，隨著1960年代美國進步運動影響的逐漸退潮，處在一個主流學術機構內的研究中心，終究要受到校內外各種大環境因素變化的影響，露茜的理念不得不一再受挫。今天，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雖然是美國一個研究移民的重要學術研究機構，但它的運動性已經消退。
於是她回台灣要在她父親創立的學校中設立她理想的一個教育機構，在她洛杉磯時代的好友蔡建仁（社運界的朋友都稱他為「小蔡」，因為1970年代中期他在美國參加反對運動時是年紀最輕的小夥子）協助規劃下，一個以「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為教育理念、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研究所開始逐步誕生。
不過，露茜向教育部申請成立社會發展研究所，第一年卻遭到評審委員會拒絕的命運，這是她首次與保守的台灣社會科學界打交道。但靈巧與充滿鬥爭經驗的露茜，立即採取各項策略因應（2009年11月28日露茜在發展研究年會的研討會上曾經詳述她籌設社發所的甘苦談），終於獲得教育部同意在1997年成立社會發展研究所。
社發所成立後，露茜將她在美國的許多經驗都重新複製過來，她審慎的為社發所挑選有進步理念的教師如夏曉鵑、陳信行與林益仁，她與小蔡還到各種場合與進步的社運青年與學運青年接觸，鼓勵那些蟄伏在各地的年輕人來念社發所。透過這些進步師生的參與，社發所重視社會實踐與關懷弱勢者的學術性格，就在誕生之初即告形塑確立。
另外，社發所成立之初學生與教師共同積極參與所務討論，也是與台灣其他系所最大的差異之處。我聽早期的同學提到，當時所務會議每週開會一次，常常開到深夜還無法散會，會上甚至會出現師生爭得面紅耳赤的場面。同時，社發所的學生還成立學生會，統一管理工讀金與獎學金，並採取「按需分配」的方式分配給需要的同學。這些作法顯然都與露茜在UCLA的運作模式有一定的相似性。
台灣的學運與社運青年人數有限，社發所成立二、三年後，來念社發所的學生逐漸變成一般的在學學生，露茜創立社發所初期的許多作法可能已經無法維持下去，但社發所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及關懷社會弱勢者的教育理念卻一直被社發所師生努力地奉行，因為大家都知道露茜創立這個研究所的艱難，以及社發所今天在台灣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露茜所謂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絕非只重社會實踐、不顧學術研究，她深信社會實踐如果沒有堅實的學術研究做支持，將無法發揮它的影響力。因此社發所的教師可能是台灣最辛苦的一群學術工作者，我們不但隨時要上街為弱勢者發聲，揮舞左手抗議的拳頭；右手還要捧書撰稿，生產符合學術體制的進步論文。近年來，社發所在移民、勞工與文化研究等領域一直在台灣學術界維持領先的優勢（隨著王志弘轉往台大城鄉所服務，社發所勢難再維持在文化研究上的優勢，但在蔡培慧加入教師行列及陳信行與陳政亮近年投入對適當科技的研究，社發所未來可能會在農村發展與適當科技研究上開創新的學術發展空間），這是露茜與所有社發所教師多年努力累積的成果。
2003年露茜轉任世新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勢必無法再兼顧社發所的發展，在徵得社發所同仁意見後，她決定邀我來社發所負責行政工作。我記得她約我談此事時，她只是談她創立社發所的理念及目前面臨的問題，然後便直接提出希望我來接替她的工作。她說得如此自然，沒有任何客套話，因為露茜一直把社發所當成一個台灣社會的公共財，她認為台灣所有進步的學者與社運組織者都應該與它結成緊密的關係，協助它的發展。她的這種態度，使得很多人都無法拒絕她的請求。
露茜去世後，許多人用各種方式表達他們對露茜的回憶與懷念，有些《立報》、《破報》、《四方報》與《傳記文學》的工作同仁談到做為一個媒體者的她，如何辛苦的支撐這些另類媒體；她的學生回憶她的批判性教學與研究，以及她與學生的親密互動；舍我紀念館的同仁提到近年來她對民國新聞史研究的積極投入，裡面一方面有她對父親成舍我的思慕與景仰，還有她嘗試將新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應用到新聞史研究上的學術企圖。但我想露茜一定會希望有更多人能了解她的教育理念與實踐，那是1960年代一個進步時代對她產生的影響，她一直努力將那個時代的信念落實，至死不渝。
蔡建仁（趙萬來）形容她是「一名不折不扣的68年世代之女」，真是對她最好的描述。
懷念成露茜
文／夏鑄九（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我們的成露茜教授走了。成露茜是美國洛杉磯加大(UCLA)的榮譽退休教授。她對美國亞裔，華裔的研究，尤其是全球化下的婦女、移民婦女、亞裔移民史的研究，改變了美國社會對亞裔少數民族的成見。1979年，她在女性主義與婦女研究的重要期刊Signs上發表的論文，〈Free, Indentured, and Enslaved: Chinese Prostitutes in 19th Century America〉，早已被認為是性別與移民研究的社會學經典了。由1970年任職洛杉磯加大開始，對社會科學的學術領域言，成露茜是亞美研究方面的重要先驅。由於家庭原因，與周恩來有互動關係，在1970年代一開始，即積極著手推動中美學院關係的改善與互動。
成露茜是波瀾壯觀的1960年代社會運動所造就的一代。她對我說過的話，至今言猶在耳：「是亞裔少數民族運動、婦女運動等社會運動，造就了我的改變。」她還說：「做為亞裔、女性及左派，我明明知道我被學院當作象徵的‘籌碼’(token)，但是不能僅被當作籌碼，我能夠創造實踐的空間。」即使以學院的狹義學術標準來看，她的學術成就也是華裔學者中少數有能見度者。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下，當台灣的國家對學術的管理在推動SSCI標準的時候，我請她參加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辦的座談會，她就說，「我在美國評審過百來篇學術論文，就沒聽過什麼SSCI。」說這些話的人已經遠去，現在只有使我們更加懷念她。
對台灣的社會科學學術界言，
回到台灣的成露茜教授更是一個不一般的學者，有極特殊的意義。她是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創辦人。世新社發所不是一般台灣學院中習見的社會學學院，世新社發所的英文是：“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也就是社會改變、社會轉化的研究。成露茜是不一樣的社會學者，關心社會動力，社會變革，弱勢群體。“有學有術，實現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十六字箴言，就是此意。也因此，她是台灣社會科學界中少數與台大建築與城鄉所一直維持極為親近與積極關係的資深學者。她拔刀相助兼任教職，開設性別與發展的課程，長期以來，與研究生們維持超過一般學院師生的緊密關係。以及，在與一些重量級國際左翼學者，如David Harvey、John Friedmann、Leonie Sandercock…交流、研討、學術會議、來台演講的過程中，我們有不少機會合作，共同研究，撰寫與發表論文，真是獲益良多。她的開放、平等、體貼、敏銳，更是使我們的工作過程變成充滿愉快的學習過程。
對台灣的社會科學學術界言，回到台灣的成露茜教授更是一個不一般的學者，有極特殊的意義。她是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創辦人。世新社發所不是一般台灣學院中習見的社會學，世新社發所的英文是「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也就是社會改變、社會轉化的研究。她是不一樣的社會學者，關心社會動力，社會變革，弱勢群體。也因此，她是台灣社會科學界中少數與台大建築與城鄉所一直維持極為親近與積極關係的資深學者。她拔刀相助兼任教職，開設性別與發展的課程，長期以來，與研究生們維持超過一般學院師生的緊密關係。以及，在與一些重量級國際左翼學者，如David Harvey、John Friedmann、Leonie Sandercock…交流、研討、學術會議的過程中，我們有不少機會合作，共同研究、撰寫與發表論文，真是獲益良多。她的開放、平等、體貼、敏銳，更是使我們的工作過程變成充滿愉快的學習過程。
由於成露茜肩負父親成舍我的期望，出任傳播學院院長，經營、創辦、接手好幾份媒體，像《台灣立報》、《破週報》、《四方報》、《傳記文學》。面對台灣政治社會的快速變動與不舒服的環境壓力，這樣一個人當三個人在做事，長期身體消耗，終告不支。以自己對成露茜長期的友誼與瞭解，相信她是很平靜地離去，而不會希望我們以淚送別。露茜好走，南無阿彌陀佛。
你喜歡布拉姆斯嗎？
文／格非（中國先鋒派知名作家、北京清華大學教授）
大約在2003年年末，我在北京第一次見到成露茜先生。她來清華演講，並給中文系的研究生上課。後來，我又多次在系裡見到她。她和清華的羅崗、汪暉和王中忱等人都是朋友，所以，大概每次她到北京，都會過訪清華吧。我每次也都會與她見面，我覺得她是一個讓我感到十分親近的長輩，即便交談不多，也會從心裡感到自在和愉快。一個人，你沒有什麼特別的緣由，就願意和她待在一起，這樣的人如今是難得一見了。
記得有一天下午，我和羅崗在系裡的會議室聽音樂，露茜笑著走了進來，一聲不吭地坐在我們旁邊，一起聽了20多分鐘。我和羅崗向她介紹了正在播放的曲目，是布拉姆斯小提琴奏鳴曲。她隨口說了一句：噢，你喜歡布拉姆斯呀？過不多久，她忽然問我們，有沒有小提琴曲《梁祝》。她一直聽說這個曲子很有名，只是從未欣賞過。會議室裡剛好有一盤日本名古屋交響樂團和西琦崇子合作的CD，我們就開始聽《梁祝》。她終於沒有聽完，唱片放到一半，她就開始和我們閒談。她沒有對這個作品發表任何意見，我覺得她也許不太喜歡，而且，很可能，她對音樂沒有什麼感覺。
2005年的初夏， 露茜邀請我去世新大學給傳播系的研究生講課。那是我第一次去臺灣，講課的內容是中國近代的小說與社會。她到機場來接我。在從機場前往臺北市區的途中，汽車裡一直播放著巴羅克時代的鋼琴作品。露茜告訴我，因為知道我對歐洲古典音樂著迷，她特地挑選了一些CD，讓司機在途中播放。本來司機是很樂於欣賞流行歌曲的，這讓我多少有點不安，或者說，有點不真實感。我當然也很感動，可是感動的理由卻十分荒謬：她自己對音樂沒什麼感覺，竟然還記得我的這個小小的嗜好。
在世新的兩個多月過得很快。每天上課時，教學秘書都會給我送來一個茶盤。裡面裝著泡好的紅茶，幾塊精緻的餅乾。學生們圍桌而坐，氣氛寧靜而安逸。露茜每次都來聽我上課，也一起參加討論。她說話聲音不高，舉止優雅，語言理性，態度磊落而坦誠。可是，你仍能感覺到潛藏在這種雍容氣質背後的思想和情感鋒芒。在課餘時間，她常常會陪我到不同的地方去吃飯，介紹我與臺灣的學者見面，甚至，為我四處打聽在哪裡可以買到古典音樂的黑膠唱片。我的房間的門把手上，也時常可見到她送我的點心和荔枝。
露茜每天都有散步的習慣，時間被固定在每晚的十點至十一點，地點則是樓下的學生運動場。我想找她聊天，就會在晚上去運動場陪她散步。有一天，她在散步時無意中說起，她有點累，剛剛彈了三個小時的鋼琴。我不由得怔住了，就問她談的是誰的作品，露茜大聲地笑著對我道：當然是布拉姆斯啦！
一個可以一口氣彈三個小時布拉姆斯的人，我居然會想當然地認為她不懂音樂！可是，這個錯誤的感覺到底是從何而來的呢？
去年的冬天，我得知露茜身染重病，給她寫了一封信。她在回信中談到了成舍我紀念館和新聞研究中心的建立，談到了世新傳媒學院的學術計畫，特別是正在進行中的博士後研究項目，並讓我給她推薦大陸的學者。而關於自己的病況，只有「現已康復」四字。
前天深夜，葉子寫信告訴我，露茜走了。我陷入了鋒利的悲痛之中。我曾經想問露茜，為何喜歡布拉姆斯？不知為什麼，我往往一想起她，就會想起布拉姆斯的音樂。中國有句古話，鴛鴦繡取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露茜樂於示人的一面，永遠是美麗、健康、平和、謙遜和理性，她從不刻意強調什麼，正如置身於浪漫派洪流中卻總是給人以古典和高貴之美的布拉姆斯。
那個晚上，我找出布拉姆斯的鋼琴奏鳴曲，一個人靜靜地聽了一遍，以此來寄託我對露茜綿緲的思念。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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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派音樂新聞家
文／黃順星（舍我紀念館助理研究員）
毛派
一進入博士班，所上老師與同學就認為我是Lucie的人，但我非常抗拒。一來我不想搞馬克思與經濟社會學，二來我不想讓自己被操。但看看課表，似乎除了Lucie、馮建三等人，好像也沒什麼我有興趣的課，無奈中修了Lucie的課。先前只知道Lucie是UCLA教授，搞運動，但具體細節一無所知。於是在一對一的課程中我直接問他，你在美國到底搞了些什麼？美國社會學界是怎定位你的？細節當然有許多，但記得最清楚的是Lucie自己說自己是Marxism Intellectual。這幾年下來越來越熟悉Lucie，也知道他見過周恩來、也下鄉過，而自己也對解放後的中國有些粗淺的認識後，在09年的五、六月，我買了紅軍與雷鋒兩本圖文書給他。師徒兩隔著書桌津津有味地翻書，看到一半我抬起頭來對Lucie說：「老師，我覺得你不是左派，你是毛派！」Lucie聽了，哈哈大笑。
音樂
由於被Lucie操的太兇，精神狀態時常瀕臨崩潰，於是養成玩物喪志的習慣來發洩不滿。有兩年的時間，週五中午結束Lucie的課後，就到當時還有獨立門市店面的誠品音樂買CD。從Jazz聽到古典，上課也隨口哈啦掩飾沒讀完的書，可能是和Lucie討論美學政治化．政治化美學時，我提到華格納、福特萬格勒引起她的興趣。於是，有時我們會談論起音樂，見面時Lucie不只問我最近看什麼書，還會問我聽了什麼音樂。忘了是哪一次某大師來台灣演出，Lucie問我有沒有打算去聽，我搖頭，我說那種場合不只嚴肅拘謹，還很炫耀與布爾喬亞。她微笑點點頭：我知道你的意思，在台灣我也不喜歡去。最近一次去和人面交CD，是一張朱理尼與LA演出的布拉姆斯二號的PDO版。恰好Lucie又藉口來研究室找書，行偷閒喝咖啡之實，看到桌上這張CD加上希特演奏舒伯特的D960也一併借去聽。隔了幾天他拿來還我：我不喜歡那張舒伯特，太硬了。你上次送我那套許納貝爾的舒伯特好聽多了。1月27日回家，看到櫃子上放著布藍德爾的最後音樂會，那是來不及給Lucie的CD。
動新聞
Lucie最後一個研究案是新聞典範，裡頭有個子題是新聞教育。我向他提議藉著國科會經費的補助辦個研討會，順道宣傳一下紀念館的研究成果與方向。Lucie很是開心，於是這兩三個月都在討論這研討會該如何籌辦。有次Lucie提到在一個學術場合上，她聽到帶著濃厚廣東腔的蘋果日報代表，義正言辭地替自己申辯。Lucie說她很想聽聽蘋果到底是怎麼說明自己的新聞實踐，是怎麼證成自己是專業新聞人，她想讓蘋果有個場合可以好好說清楚他們對新聞的想法。我說，動新聞也可以嗎？她說，當然，有何不可，或許蘋果也是種典範，不是嗎？
Lucie老師與我的兩本筆記
文／楊潔（台大社會所碩士生，Lucie助理）
再次翻開上課的筆記，發現所寫下的比想像中還少——零碎的字句，有的甚至只有幾個關鍵詞，或幾個圖示。我是個習慣上課拼命寫筆記的學生。但是，上Lucie老師的課，「寫筆記」這件事變得很困難，因為大部分的腦力都要用來思考與討論，無暇寫字。
與Lucie老師的師生緣，始於2008年2月，那時我是一年級研究生，那門課叫做「性別與發展」。老師上課時，一定會問「你有什麼想法？」、「你的看法是什麼？」還有「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想法？」。而我對老師的追問功力總是招架不住（語塞）。
有次問老師對「性別主流化」的看法。她不答反問我怎麼看。我說性別主流化將性別議題與觀點帶進主流社會、組織，包括政治領域……老師就問：「你所說的主流是指什麼？主流與另類的差別是什麼？」那時候並不是很懂，直覺式地覺得老師對「主流」質疑。後來，討論到Maria Mies（1986）資本主義與父權關係時，老師再次問起Mainstreaming（主流）的看法，並且提醒：如果忘記主流隱含著hierarchy（階層），你只是進入既有的體系去爭取你可以有的位置，而結構未變。 無可否認現實狀況比抽象討論更複雜與迂迴。但，這樣鍥而不捨地追問，漸漸地訓練自己不要輕易地滿足接受未經多番思考的立場與觀點。後來經歷一次次追問，開始從戰戰兢兢轉為樂此不疲，期待老師的追問、打破我一貫思考模式。
近學期末，我們討論到Marcus Power（2003）——抵抗（resistance）與發展之間的關係。那時我對「抵抗」的理解就是「弱勢向霸權挑戰的行為，凡有抵抗就是改變的可能」。老師看穿了我「美化」抵抗的理解，不免提醒：抵抗也可能是種反應式、保守的反動，所以抵抗要強調的是「草根性力量」。老師說了一段關於在地抵抗、做研究、全球串聯的關係，令我非常深刻。
「草根性力量是自發性，但必須經由組織才有力量。……抵抗是從日常生活出發的、是從在地地方（place）出發，卻在全球空間（space）發生。在地抵抗運動是與全球性有關，做研究分析嘗試找出壓迫的來源，如果說婦女壓迫是來自資本主義，能夠有這樣共識，藉由全球性，方能與不同地方的運動串聯，就算在第一世界裡頭也有抵抗的運動。」 我問：我們做研究、談理論，畢竟不是對方的位置，如何設身處地？她說：我們不能因為永遠不是對方，就無法理解對方，所以怎麼想像「他們可能的位置」，如何將自己擺到對方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但這畢竟是他者的理解，必須靠些方法技巧來靠近真實，多看、多思考、多思量。做研究的目的，在於知識的生產，從邊緣群體來看社會。「一個知識分子做社會運動的問題」，這句話我一直記得。Lucie老師真摯地相信另類、異議的存在是社會進步的力量。
2008年暑假，我變成老師的助理，有了另一本專門記錄與老師碰面討論工作、研究案子重點的筆記。第一次資料收集是關於台山僑鄉「留下來」女人的生活面貌。在原本想像中，這群沒有移出去的女人形象是脆弱，令人同情的，因為她們是歷史、家族與父權下的犧牲品。但是，當老師提起她在80年代那三個月的農村田野，她接觸的那群女人是會懂得拿槍、開槍的時候，突然這群女人的故事就鮮活起來。
20年前，老師寫過關於台山女人的文章，期間有人向老師索取該文章，但老師認為該文寫得不夠好，希望可以重新再整理史料，把沒有移出去的女人「如何過日子」的畫面說得更清楚、具體。在移民的研究大部分都關注「移出去的人」對移入國或移出國的影響，卻甚少研究不移出去的人如何，尤其是女人。沒有先生的僑眷生活與一般婦女的生活是否一樣？這就是老師獨特的提問姿態。即使是過了二、三十年的研究田野，老師依然對研究保持反省與謹慎的態度。更令我佩服的是，關於這群女人的紀錄原本就很少，也無活生生經驗可以再追訪，但老師卻依然堅持要把故事說出來。
每次與老師碰面，總會聊下自己碩士論文目前的狀況，一直都很苦惱論文研究方向未明。直至去年8月，聽完我在論文方向已經慢慢失去信心與耐心之後，老師忍不住說：我記得你第一次說起你要做的問題，是非常有自己的感受，而且你想談的……這是很有意思的。那刻，警覺到自己泡在焦灼中，都快拋棄做這研究的初衷。
看著我一臉舉棋不定的樣子，老師用很清楚的聲音：要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接著我們都笑了。「老師，你應該把這幾個字刻在你辦公室門口，每個學生走進去或出來抬頭一看，勇氣就會回來一些。」
「要做自己喜歡做的事」，這句話沒想到成為了最後。
與老師的相遇，是一個讓自己貼近知識、對知識誠實的過程。回想起來，筆記少，是因為很多時候自己的想法不清楚，讀書讀得不深刻，沒辦法注記觀點。所以花更多時閒去想得更清楚、把想法說出來討論。過去，寫筆記對於我而言，是拼命想補抓住些東西，那是一種消極的安全感，就像買書的速度永遠趕不上看書，卻還是要不斷地靠買書來抒解某種抓住形式的焦慮。
經過那門課，後來我在其他課堂上慢慢地放下「盲目寫筆記」的養成習慣，重點式地記錄，更樂於討論與「想清楚」。突然想起與老師上課時候，老師放在面前的只有一兩張空白的紙張，還有一支筆，提筆寫字的次數五根手指頭可以數出來，討論卻總是一針見血。「多看、多思考、多思量」這道理簡單，若像老師這般將知識融於肉身不止，同時將長在身上的精神外放出去做實踐，那是多巨大的熱情與堅持。看著筆記本，銘印著與老師學習的過程，承載著對知識與實踐的態度、熱誠，它將伴隨我接下來在知識路上，認真記住這用力活過、認真學習研究與實踐的Lucie老師。「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的意義，我想作為Lucie老師的每一個學生，多多少少都能體會與領悟……
多元是實踐的
文／葉韋君（世新傳研所博士生）
露茜的風格，露茜的價值觀，露茜的意志堅定，所謂多元、平等、關懷，不在學術語言，都在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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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院長相處的第一個重點是不要怕她，院長最討厭人家怕她！」
謹記著助理的叮嚀坐進傳播學院院長的辦公室，她從疊高的公文中看著我。院長：「自我介紹吧！」我故做輕鬆地：「韋小寶的『韋』，君子的『君』。」院長：「『韋小寶』，又沒有這個人，應該說是『呂不韋』的『韋』。」我：「因為讀批判理論，所以進東亞所，讀馬克思主義…」院長：「想讀馬克思，你應該念社發所，東亞所，你讀錯了。」我：「我知道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學者是不一樣的。」院長微笑著：「喔，妳說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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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中「她家裡有一台白色的大鋼琴…」 老師：「後來，體力再也不能負荷我彈琴了，可我又拿獎學金，想想我社會學的成績不錯，就轉讀社會學好了。」 老師的腳扭傷了，陪著秘書抱著公文拿到她家裡，簽呈裡有傳播學院、《立報》、《破報》、《傳記文學》…。我看著那台象徵階級敵人的咖啡色鋼琴納悶：「彈鋼琴比做田野調查、社會運動還消耗體力？」 老師：「一定是我提著兩袋書，用腳踢門扭傷了，我還彈了四個小時的鋼琴，真過癮！」…「妳看這個，推開來就沒事了。」老師秀出腰際一大塊深黑色的瘀
痕：「先用小棍子拍打，還有板凳，拍一拍瘀青就會出來了，很有效！」那時我剛從雲南梅裡雪山回來，膝蓋總是疼得要命，老師說：「拍一拍就好了。」那一下一下打在膝窩上，沒有任何疼痛的形容詞可以描述，然後是板凳，才一下就讓人知道歷史劇裡「拖出去打二十大版」是何等酷刑。我們一個一個在部落格上秀出照片，繪聲繪影地描述那種極端的痛：「萬念俱灰，真的想死！」「妳都沒有說會這麼痛！」老師不以為然地說：「打成那樣能不痛嗎？」可我從來沒有聽她提到任何關於痛的字眼，那一年，她六十七歲，後來，台大醫院證實那次的扭傷是「多發性骨髓癌」。我隱約碰觸到「拍一拍就好」和「真的想死」之間的距離。而關於階級界線所承擔的優渥、品味與教養，則是老師一臉欣喜的「真過癮」和生涯轉向「無法負荷鋼琴家生命的身體」。
那個一天只睡四個小時的露茜說：「睡那麼多幹嘛？以後好好睡就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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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回來了。身邊多了貼身的看護阿英姐，大陸籍配偶，面色紅潤，身強體建，令人充滿了信任感。老師：「妳看！這是阿英織給我的。」在阿英姐面前，她不是院長，不是主任，不是社長，她是不聽話的露茜，露茜總是會撒嬌耍賴地說：「我把這個看完就好。」外籍配偶、移民工、多元文化，老師那些廣被摘引的文章，都不若她陪著阿英姐看《娘家》，那麼清楚。 我們：「老師，妳看《娘家》喔！」露茜微笑著說：「阿英愛看！」我們：「那妳呢？」阿英說：「她愛看的是《少年包青天》」。」 那時候，我在辦公室裡偷養了兩隻貓咪，撿到了，無處可放，辦公室權充短暫中途。老師進來被嚇著了，她很怕貓咪，貓咪偏用爪子抓著她的褲腳。她皺著眉頭：「這是辦公室！」我吞吞吐吐地解釋。她說：「趕快處理！」臨走前，她又說：「還是要幫她們找個好人家，不要隨隨便便送。」那半年，她總問我「貓咪送走了嗎？」我總是說「快了，快了。」貓咪在的時候，她不敢進來找書，總是先打電話，要我把貓咪關起來。
「包容」多元，她沒有用過這個動詞，她只說多元。對於自己不喜歡的、害怕的，還能夠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回應，並且不站在某種高度呢？露茜說：「多元是一種差異、共存與再生的實踐」。而我真正領會的是，阿英姐的《娘家》和我的貓咪。
誰安慰誰都不對
文／張溦紟（台大社會所碩士生，弱勢發聲兼職研究助理）
第一次面對這種窘態：誰安慰誰都不對。
1月27日那天下午，跟國富去了我們家附近的咖啡館吃午餐，聊了一個下午。最近他和黃順星兩個都在跟著Lucie老師，埋頭籌劃著新聞典範研討會。單是討論議題設定、人選、主辦的宗旨，就聽著他們來來回回討論了很多次。去年8月初，還沒回去馬來西亞進行田野調查以前，就聽到她想要辦這個研討會。儘管她手頭上想要研究的案子、想要寫的文章，是一張永遠寫不完的清單，還不包括其他纏身的例行事務。除了這些，她心裡還一直掛念著，說想要辦一個關於弱勢媒體的研討會，順便把她多年前就已發表、但還是不滿意、仍斷斷續續在進行研究和修寫的「弱勢發聲」那篇文章整理一下、發表出去。
回到家，國富才發現明明帶在身邊的手機，顯示著黃順星的未接電話。回撥過去，才知道最不想發生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最近每次接了黃順星電話結束以前，他幾乎都問了同樣的問題，那現在怎麼樣？可以過去看老師麼？一直也只能站在病房門口外的順星，每次都給同樣的回覆，我們都知道老師不太喜歡人家去探病。傳了簡訊給隔壁房的楊潔，以為她正在學校戰戰兢兢地報告這次回馬的田野成果。走過去隔壁，我說： Lucie老師走了。我們兩個同時說話，她一時之間沒聽清楚。我再說了第二遍，眼淚就開始不爭氣地跟著顫抖的聲音留下。隨後，匆匆離開她的房間。
傍晚，去到台大醫院，其實也看不見老師的最後一面。就只能坐著，跟著大家一起誦經，為老師做的最後一件事，還有斷斷續續的抽泣聲。那一晚結束後已是11點多，從台大醫院一路回家的路上，三個住在同一屋簷下的，一個是老師的研究助理兼博士生，兩個是曾經的學生兼研究助理，就這樣靜默地走著，各自還在跟情緒和腦海亂飄的畫面抵抗、壓抑，誰也沒能力開口說話安慰誰。第一次面對這樣的窘態：誰安慰誰都不對。
隔天早上，世新在言論廣場辦公開吊唁。靈堂裡播放中的古典樂，是老師生前常聽的一首曲子，一首會讓她回憶起對母親感覺遺憾的曲子。我只有勇氣給老師老老實實地鞠躬，卻不敢在心裡跟她說話。後來，我跟著大家坐在言論廣場，一起餵養著好久沒見的世新蟲子，從開始到結束。一會兒是葉子吃零食、一會兒是黃順星忍不住要出去抽根煙。一會兒是阿英過來給我們回憶她跟老師的相處，一會兒是老師的學生郭良文老師、張正等等陸陸續續地抵達、鞠躬、逗留、張羅……。這些人有很大部分是我素未謀面的，但卻經常耳聞的。
我跟著老師做「弱勢發聲」的研究。她最初衷的發問是來自於Gayatri Spivak提出的疑問：Can Subaltern Speak？她想要從這裡出發，去探問像臺北市政府舉辦多年的外勞詩文，以及她創辦的越泰文四方報，到底是不是弱勢發聲的平臺、弱勢到底能不能發聲？有次meeting的時候，老師說：這樣的發聲還是經過形塑的。像詩文遴選和翻譯本身已經是一種再現、二度創作。她說，與其這樣，不如教給他們技術。那一次，就聽過老師有個學生帶著一群學生在蘭嶼，教導那裡的住民使用電腦和網絡的技術，將關於那片土地的歷史和聲音寫出、傳播，從住民的角度發聲。那是郭良文老師，在言論廣場第一次碰見。
有次聽她興致勃勃地聊起越南《四方報》後來出版的英雄合集反應不錯，有好些越南移民/工很想要多訂幾套拿回去跟家鄉的親友分享，因為裡面刊載著他/她們的短文、讀者來函。當時，張正和她商討著英雄合集加印的可能。一直到那個時候，她還在反省著弱勢發聲如何可能的問題。關於老師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我也一直還沒能弄得很清楚。老師總會這樣，即使心裡有些譜了，卻還是習慣先讓學生自行摸索、發問、提出想法。老師總會這樣，一邊是學術研究，一邊是動手實踐嘗試。
認識老師的方式，是倒敘式的，卻也是零零星星、斷斷續續的。有些是2006年她當時大病前在世新大學部開辦的最後一次「國際遷移」課，有些是從網絡、旁人、有些是從她的口述。她每次聽到我們這些年輕人喊累喊忙的時候，總是搖搖頭說起她曾經同時兼五份差還能拿獎學金念書；或是寫論文的時候看了數百本留學生小說，兩個月內就能把論文寫好；或是她父親讓她回來寫份讓世新升格大學的計劃書，跟著現任副校長白天忙著接洽、溝通、協調，晚上連夜搜集資料、寫報告等。還有小時候跟父親吵架、一個小女生獨自搭船到澳門圖書館，幾天都不回家；請媽媽幫她賣掉鋼琴、帶著丁點的美金一個人出國念書……從早上就開始忙碌的她總是不吝地說著這些小故事，直到阿英或蘭琪都忍不住敲門進來喊卡了。老師說，黃順星總是吵著她應該把過去的文章和故事整理出來。
那時候，總覺得除了跟老師meeting報告工作進度外，如果有個平臺或空間，可以跟老師身邊的學生碰面交流、學習，尤其是要多找不同的人一起討論，我在協助弱勢發聲研究的一些思考和訪談上的困惑和難題時，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總是想跟老師這麼說。沒想到第一次踫到老師的學生、有機會坐在一起聊天的時候，卻是在這個時間點。
跟著老師做研究快一年了。每兩個禮拜碰面一次的時候，都要花上兩個半到三個小時。她總是花一半的時間先跟我和楊潔討論研究工作，後面一半的時間，不管她會不會疲累，她還是會關心我們的論文研究，然後開始她連串式的追問。8月初，當我決定一個人先提前回去進行田野時，敏銳的她第一個就先問，為什麼你們兩個不一起回去。雖然跟老師碰面的時間不長，但她很清楚我和楊潔兩個一直是生活和知識上的相伴。每次跟老師meeting完畢，心裡總是充滿感激，關於她額外地、義務地卻又十分嚴謹地關注我們在學習學術上的情況。我很感激，那不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即使是兼職研究助理也得從她的計劃中學習發問與發現的「研究」。同時，也很感激，那也絕對不是一份「研究工作」而已，還有作為一位教授對於碩士學生的關注和指導。
那天在言論廣場，賴校長跟我們聊天，提起我能在台大念書很不容易。但是，我一直很想說，來了臺灣五年，影響著我最深刻的人事物，都是跟世新有關，即使我已經自世新畢業了三年。後來，回頭一看，在世新的知識啟蒙路程中，好像都跟Lucie老師有關：修了大半的多元文化學程、透過它認識了社會發展所和很不一樣的老師、旁聽「媒體批判與文化行動」學程下邀來的戴錦華老師等，開拓了我對知識很不一樣的想像和視野。這些都是在老師任內參與規劃和開設的。畢業後還是在世新工作，跟著王志弘老師、跟著她做研究，一路走過我在臺灣最精彩的學習之路。
那天看著言論廣場靈堂內的照片，她依然燦爛和精神的笑容，其實想說：Lucie老師，我從田野回來了。
師徒對話
文／葉思吟（世新傳研所博士生）
〈最後通話〉
濕冷天，晚上九點，接到Lucie來電，在病床中叮囑我的論文口試，講了好長時間，然後要我「再想想、再想想……」，允諾我口試一定會到。口試那天她掛念我的論文，硬撐到中午，還是在阿英硬押下送急診……。前幾天我跟國富真的很想去看她，但聽說老師不希望我們看到她的病容，就此永別。我不哭泣，因為感恩Lucie脫離肉體之痛；但我哀傷，因為不捨，也沒機會帶老師到處去玩玩了。
〈勞工版〉
從沒想到Lucie會收我當學生，因為我不是她的菜。這兩年跟著她讀了一些新聞史的書，但從事新聞工作多年的我，就是不願做新聞史的研究，心裡總以為她不大喜歡我。直到她為《天下》演講，提到有位學生「放棄了令人羨慕的工作，接藝文的案子來維生，…到世界各地偏遠的地方旅行…。」才了解自己在老師心中的定位。因此，接下老師國科會案子，想開始為《世界日報》做點研究，沒想到第一次討論也是最後一次，當時她要我回去翻翻檔案後「再想想」，再來告訴她想處理哪個版面。可惜，沒機會了。這兩天翻開當時的筆記，還在想老師口中的〈勞工版〉究竟在哪？那天Lucie口中雖說我可以選擇想研究的版面，但三番兩次強調希望我分析〈勞工版〉，只是，老師，我還想問你，我可以先研究〈大眾公僕〉版嗎？
〈明信片〉
那天午後天氣特別明朗，Lucie心情也特好，談論我的論文〈城市意象與媒介〉議題時，說起收藏很多不同時期明信片，有來自世界各國及各種樣式的，說著說著眼神發亮，感覺她心情愉快；話鋒一轉，暗示我可把明信片變成論文的一大研究重點，要我回去「再想想」；本想說可藉研究理由看看老師的畢生珍藏，了解她喜歡的美學風格，但如今物在人事卻已非。
〈破報與王三慶〉
偶爾跟Lucie提起，挺喜歡《破報》的風格，老師只回我一句：「黃孫權是不領薪幫忙，很感謝他。」某回我說很多年輕搞團的朋友欣賞《破報》，老師淡淡應答一句：「可是他們都不登廣告。」聽到我幫雜誌寫點藝術家的稿子，Lucie提起十分激賞王三慶老師的畫風，告訴我舍我紀念館中的藏畫與王三慶的淵源，引薦我前去採訪。她說，覺得王三慶畫得極好，學問了得，可惜大家都不了解他。Lucie就是這樣，總會用不同的角度看待「另類」的人。
懷念Lucie
文／邱家宜（世新傳研所博士生、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
這幾天陸續看到許多人對Lucie的懷念文字，才發現，自己對她了解的其實不多。雖然在她的晚年有幸得列門牆，為了學業進度，每每心懷忐忑的硬著頭皮進出她位於世新舍我樓十二樓的辦公室，但對她青壯年階段的許多豐功偉業卻知道得很少。看了眾人對她的回憶與追思，以及第一次釋出的、溫洽溢老師所做的Lucie口述歷史資料，原來，她一生波瀾壯闊，為種族、性別、以及包含民族主義情懷的左翼路線，站在學術的位置上奮鬥不懈。一個嬌小東方女子處在（白人）男性中心的美國學術界，「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場景在她的人生中經常上演，而我所見聞的，相較於之前的崢嶸，已是和煦如冬陽的Lucie。
她指導學生時不多留情。「你是這個意思嗎？還是那個意思？你必須先把自己的問題搞清楚。」如果在她的追問下對關鍵處說不清楚，就只好慚愧的走出她的辦公室，準備下次再來過。跟她讀書這兩年，我得到最大的一次讚美，是她在我報告後，眼含笑意徐徐的說：「看來你終於把這本書讀懂了。」記得那次讀的是Daniel Lerner的《傳統社會的消逝》，前後已經向她報告三次，聽她這麼說，我當時心裡真是說不出的高興，連坐在外間的蘭琪大概都發覺我不像以往，走出去時總苦著一張臉，而覺得很稀奇哩！
我進入世新傳研博班是她口試的，也大概從一開始就決定要跟她寫論文。前兩年從以為是肌肉拉傷的不舒服，竟診斷出多發性骨髓癌。但由於她復原得超出大家預期，讓我們這些平日就敬畏她的學生，以為這也是老師彷彿有點神秘的本事的一部份，幾乎忘記了心理堅強的人，生理同其他人一樣脆弱。
兩個多月前（2009年11月20日），她還神采奕奕的出席卓越新聞獎第八屆頒獎典禮，擔任平面類新聞評論獎頒獎人。之所以請得動她，功不在我，而是因為她的學生、我的學姊與新聞界前輩林照真當天同一場合也獲頒曾虛白新聞學術著作獎，她應照真之請到場觀禮。照真上台領獎時，特別感謝Lucie對她的教導。照真後來告訴我，在她遭逢喪女之痛後，病體拖磨的Lucie曾對她多次婉言勸慰，想到這兩位堅強女性的相互安慰扶持，不禁讓人一番心酸、一陣心疼。
生也有涯、學也無涯。想做的事情還有很多，時間卻已經用完了。我不知道Lucie在搖頭表示放棄急救的那一刻，心中對她一手經營起來的舍我紀念館，對她父親留下來的《立報》，甚至對我們這些學生，心中是否是放心不下的。我只知道，她已經用盡氣力，對這個她曾努力改善的世界仁至義盡了。
如今，她的身體歸於停息，但她的精神卻活躍於我們對她的追思與懷念中。
來不及認識的Lucie老師
文／黃國富（世新傳研所博士生）
和Lucie老師結緣的時間不長，兩年多前擔任她的研究助理，隔年成為她指導的學生。一直以為應該還有很長的時間可以跟著老師學習，想不到她這麼突然地離開了我們。
剛進傳研所時，老師仍在修養身子，所以這一年我都沒見過老師，但在周邊聽到了不少有關老師的傳聞。到了暑假期間，因參加新聞史讀書會，才開始和老師有了初步接觸，只是感覺與傳聞中的她有些差距。
2007年10月，老師找助理協助處理延宕多時的研究案，讓我有機會和她一起進行研究工作，且因為我的加入，她將研究案的範圍與內容做了相當調整。我對這個案子的相關研究非常陌生，心中頗為忐忑，在前半年主要是蒐集與彙整資料的過程中，雖然她會指點要找何種類型的資料，但我還是不太清楚老師完整的想法，她似乎也不想說得太清楚，讓我頗為焦慮。每次在研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簡報時，老師仔細聆聽後，不會直接與具體點出問題所在，而是溫和與耐心地針對我的報告內容提出各種質疑，讓我常陷入招架無力的狀態，對個人的自信打擊頗大。不過，老師在我零零落落的報告中還能找出關鍵問題，且許多都是我過去不會去思考的面向與問題，讓我佩服不已。
在這段適應期裡，經常都是戰戰兢兢的，尤其在和老師會面前幾天，「Lucie恐慌症」開始發作，催促我得加緊腳步處理相關的進度。會面當天我都會提早到校，花些時間整理自己的資料與思緒，思考其中可能的問題，甚至開始想問題請教老師，以減少被「打槍」的狀況，也逼迫自己把問題問得更清楚；另外也謹記韋君學姊說的，「不要怕老師」，給自己做好心理建設。
慢慢地大概能瞭解老師訓練學生的方式，她試著讓我能理解自身的盲點與問題，引導到可能的方向，自己想出解決辦法，把研究確實地執行出來。因此，我開始把和老師會面，當成一個可能是一種有趣的挑戰，也逼迫自己成長多一些、快一些。後來甚至習慣地問她各種問題，當中很多都是笨問題，感謝老師的包容，總是耐心地給予回應。跟著老師工作一段時間後，感覺獲益良多，因此有意請她擔任指導老師，但之前聽聞老師已不收學生，因此在一次會面後，就大膽問老師是否還願收學生，老師爽快地答應，於是我有了更多向老師學習的機會。
過去這段時間裡，一直試圖理解老師對各種事情的看法與思路，只是學力與生活經驗有限，瞭解的實在不多，而這也是和學長姊們經常討論的話題。在去年十二月中旬最後的討論中，老師針對我的資格考領域報告書與未來論文方向，要我再想想其中的貢獻，想不到已沒有機會再把我的想法跟她報告了。
永遠的微笑
文／吳裕勝（世新傳研所博士生）
我坐在博士班入學考的口試教室裡，在桌子的另端是個男老師與二位女老師，老實說，對他們並不熟悉，但由於態度都十分親切，消弭些許在應試時的緊張感。坐在中間的女老師翻著我的備審資料，邊翻邊問「那你的碩士論文呢？」那時的碩士論文並未完全成形，故我設計出十餘頁的論文精簡版本，排編在著作與得獎記錄裡，的確很容易就讓人輕忽了。我回答說，「大概是在這本資料的第幾頁到第幾頁中，那是我的論文精簡版本。」女老師翻到那裡，一面看著，一面微笑。後來，幸運地進了博士班就讀，我才知道當時的發問者就是Lucie老師。
博一時選修「媒體與文化研究的關鍵辯論」這堂課，那是安排在週四早上九點到十二點的課程，當時排定的授課者是Lucie老師，課程是以演講的方式進行，故平均二到三週會有不同講者進行其研究領域的討論。原本想Lucie老師應該只是掛名而已，到時是不會出席的，可是出乎意料之外，她幾乎每節課都與修課者同聆聽講者的演講，並進行討論與提問。這時我已對她有更深層的認識，如《破報》、《立報》、《傳記文學》與她的關係，世新大學創辦人與她的關聯，她在台灣的學術位置等，知道愈多她的事件後，更由衷讓人敬佩，尤其身處在繁重的工作下，亦能在這上課場合出席。當她用堅定的語氣說出看法時，我時常感到羞愧，因這些意見或提問是自己從未仔細想過的，而她清晰的思維理路也總是適時點出問題的所在，除讓人茅塞頓開外，更是有種難以言喻的嘆服感。
那時這門課需要有個記錄者，需要金錢維生的我，也就跟助理表示有意願擔任，助理那時說沒有問題，但至於工讀金有多少就得跟Lucie院長再討論。找了天上完課的空堂，跟助理約了院長的時間，跟她說明要跟她討論是工讀金的問題後，她先是懷疑的神情，但後來就粲然地說，「這工讀金部份不用擔心，會依學校的安排給你的。」後來，工讀金果真如數的到達自己帳戶裡。而在這課堂記錄工作中，原以為這些發生過的記錄大概無人會再搭理，想不到Lucie老師卻時常跟我說哪裡可能記錄有誤，要我再做出修改，回想那年的課堂記錄工作，著實讓我精進不少。
之後在同學間傳開Lucie老師得癌的消息，那時最常聽到的說法是她不願意太多人去探望她，故多數時候總是呈現狀況不明的情況，我心裡願她能一切安好。但似乎奇蹟似的，當我再次在校園看到Lucie老師時，她依舊是個面帶笑容且精神奕奕的溫柔長者，絲毫沒有什麼病痛在身上發生過的痕跡。後來，她為了自己的心願成立舍我紀念館，並為新聞史的工作不遺餘力，在多次的紀念館的演講場合，她總是微笑地跟講者介紹我們博士班的學生。有陣子她帶著口罩，聽說是感冒了，卻仍聽完整場演場，並在討論時間裡拿下口罩提出她的見解。另外，在「媒體識讀」的教學會議裡，她也不斷地對自己的想法提出多次的討論，像近來這門課被縮減為二學分，她也是在對現況理解後，並極力在其他場合提出這樣做法的不妥處，以便提出解決之道。我常跟曉南老師討論功課時，提到她因為自己擇善固執讓身體與精神呈現過大負荷的狀況，在尊崇之餘其實掩藏著更多的不捨。而這些強韌與溫柔的種種，成為我對Lucie老師無法磨滅的記憶片段。
前幾天到學校靈堂弔唁Lucie老師，在鮮花環繞中的她，依舊是面露笑靨，靜默默地站在她照片前，想起這些日子以來的相處，她那待人有禮且隨時的笑容，彷彿是股軟甜甜的溫流，讓人永遠有希望的感覺。走出靈堂，站在連日陰霾後露出陽光的冬日午後，翠谷吹起薄寒的風，吹散地面落葉塵沙，卻無法吹散Lucie老師刻印在我心頭那永遠的笑顏。
未說出口的感謝
文／何寶籃（世新傳研所博士生）
與Lucie老師的緣份很奇妙。
記得甫認識Lucie老師時，和多數人的感受相同，就是「敬畏」二字，每次上課時，臉上雖然掛著微笑，但是她的質問總是犀利，常常讓人無言以對、心虛不已；那個神采奕奕說著Parsons、Marx、Harvey的Lucie老師，卻也不時的問著：「你有什麼看法？」「你是從哪個脈絡來思考？」
這樣的風格，讓人很是印象深刻。也因此，膽怯的我逃掉了一門很想上、又不想一個人面對她的發展課，同時也在她要收關門弟子時猶豫不前。之後反而開始感受到他的溫暖和堅毅，記憶深刻的是，在日本料理小店的聚會，忘了到底為什麼吃飯，只記得她輕鬆的談著旅遊各地的經歷，那個飄著小雨的傍晚，已開始生病的她竟一拐一拐地從世新走來，也不想麻煩司機等她；身體不舒服的她，還要練上四小時的鋼琴；病後初癒的她，勞碌且忙個不停，卻在我重挫的一年，不時捎來關心，那句「你好不好」及關鍵的拉了我一把，讓我銘記在心，而拙於表達謝意的我，始終沒有說出口的感謝，成為我最深的遺憾。
和Lucie老師的相遇也在她病後開始變得有趣，居住中部的我每次北上總是匆促，卻總會在學校的各個出入口、路邊與她碰面，那個穿著高雅淡紫的她、戴著帽子的她、管院咖啡廳裡的她、被阿英攙扶著的她、和學生熱烈討論事情的她……每每都是驚鴻一瞥與無限笑意，那些奇妙的相遇，讓我不禁想著，會不會在某個地方、某個時刻，又再見到Lucie老師。
懷念Lucie
文／蔡秀芬（世新傳研所博士生）
Lucie老師就這樣離開我們了…，坦白說，寫這篇文章的同時，到現在我還是很難相信這是真的。此刻浮現在我眼前的Lucie，是那麼真實，她那自信、從容、神采奕奕、笑容可掬的面容，甚至彷彿還可以聽到她鏗鏘有力的聲音…。
猶記博二那年修Lucie開的「文化研究的關鍵辯論」，在這門課，她很用心的請來文化研究核心議題的學者名士來上課並主持討論（其中還曾力邀洛杉磯加州大學知名教授 Douglas Kellner來課堂上課），這是我個人第一次近距離、透過課堂和Lucie的接觸。課堂上，面對被邀請來的這些學者名師（年齡、資歷等大多比Lucie年輕，有的甚至曾經是她的學生），Lucie總是和我們一樣認真聆聽並做筆記。討論時，她則是先按兵不動，一一聆聽同學的發言或討論，而後才渾然天成般地一一展現其內力深厚的「學術武功」，像是那「見樹且要見林」式的提問、「見秋毫也要見輿薪」的洞察事理和析理能力，以及「引君入甕」、「柳暗花明」、「直搗黃龍」的對談過招功力…等等，這種令人讚嘆的功力，大概只有上過課的同學可以心領神會吧！
但令我讚嘆的，尚不止於老師的睿智聰敏、見解獨到，更在於她治學的認真嚴謹，以及她淑世的熱情。記得好像就是這門課的最後一堂，我們幾個博班生因好奇而問起她個人早年的學術生活（Lucie是位對她個人的成就地位相當低調的老師，除非學生問起，否則她很少主動談論，不論是私下或公開），她才侃侃而談她的學術歷程，從一名志在成為鋼琴演奏家的音樂系學生，轉而攻讀新聞與社會學，且是如何在異鄉求學過程中，同時接了五份兼差打工，包括穿溜冰鞋當餐廳服務生（美國餐館的對服務生的要求）、教會管風琴司琴、翻譯、研究助理等等，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打工之外，還要能兼顧好課業，實在不容易。
也或許是這樣的異鄉求學生活，讓她對第三世界移民、弱勢族群問題，產生特別深切的改革情懷和理念。為了研究華人移民歷史，尤其是十九世紀的華人移民婦女，她不要只是檔案資料的平鋪直敘，而是希望儘可能進入歷史場景，深入認識當時華人婦女移民時的各種處境與遭遇，她不惜經常長途跋涉，深入各地區的政府檔案室、圖書館、甚至四處拜訪移民華人婦女的後代住處、唐人街的店家、墓場（查詢墓碑上的姓名獲取正確漢名）等，以核對名冊和累積背景資料，這種嚴謹認真的治學態度，真是讓人望其項背啊！
另一讓我印象最深刻、影響我最深遠的，是她在UCLA「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擔任主任的任內，曾經帶領一群學生，實際在當地社區展開長達十餘年、社會主義式的各種實踐，包括社區性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日常生活實踐，過程中像是挨家挨戶拜訪、訴說理念、開會討論、成立社區合作社、共同經營社會主義社區等等，是一種實驗性、先驅性的行動與實踐，儘管後來因為研究中心經費和人事更迭，使得這個社區如同Lucie所言，是一個生存在資本主義大海的「社會主義孤島」，終將難以為繼，但卻未能澆息她內心對弱勢關懷和社會改革的熱火與真情。若我內心也稍有天真的改革理想和淑世情懷，或學術研究方向逐漸朝向社會主義研究前進，Lucie對我個人的影響和啟發，是絕對無法抹滅的。
在跟著Lucie獨立研究的第一年，也是正待寫領域計畫書預備資格考的那一年，我不諱言，那是我到目前為止的博士生涯以來，最最刻骨銘心的一年。前已提及，老師「內力深厚、武功蓋世」，自不待言，要命的是，我這個冬烘兼草包的學生，最怕的就是她那如同金庸武俠小說裡的「一陽指」神功。大多時候，在獨立研究的討論中，Lucie總是會很有耐心的傾聽我的閱讀整理、心得和觀點，並引導我自己發現自己的問題。但有時，我駑鈍到看不見自己的問題時，她總能以最簡單的字句，誠懇卻直搗核心的指出我的盲點和問題，但麻煩來了，她那「一指點」，往往足以震動我過去幾年，或是過去十餘年來的學術根基、習慣和思考模式，要是我想得負面些，甚至會影響我個人的自我價值，因此那一年，每到要和Lucie見面，內心總是要先打一場「內戰」，才能見她。
然而，說也奇怪，正如武俠小說所言，打通任督二脈的過程，如同全人整骨，全身痛不欲生，但也因此全身筋骨得以疏通、血脈順暢。經過那一年，我似乎好像什麼地方被疏通了，或像是經過修剪過枝葉的盆栽，好像什麼地方已長出了新枝新葉，那是後來反映在主領域計畫書的寫作，Lucie閱畢後透過電郵親自予我肯定與鼓勵，我才逐漸發現。此外，當她得知我未來畢論的方向和主題後，她自認無法勝任指導我的畢論方向，很誠懇且謙卑的提議我找合適的老師共同指導，並且主動寄相關的學術論文給我參考，她那真心為學生著想、一心成全學生的心腸，對我而言，我是銘感六腑的。我由衷的感謝這位可敬的老師，也感謝上帝讓我博士生涯能有Lucie的指導和啟發。
筆走至此，眼淚又不禁潰堤。想到她那辛苦的身體，要接受任何單一的情況和任務（骨髓癌剛治癒、只有一顆腎、得經常輸血、學術和教學工作、報社、紀念館…），一般人都難以承受，何況她是全數加總、概括承受，若非有過人的意志力、自律、使命感和熱情所凝結的生命力，誰能像她這樣活著，而且還活得那麼開心、那麼有價值、有意義？
作為弟子，我很遺憾在她生前，甚至是生病時，除了私下禱告以外，我都沒能為她做些什麼。對我而言，Lucie老師是位為了理想，不畏艱難、勇於打破常規舊例、披荊斬棘、開創新局的可敬師尊。如果Lucie總其一生可用「Lucie精神」一詞來統稱，那麼，我想，我能對Lucie致最大的敬意，就是將這種「Lucie精神」深深種在我的內心深處，抱著如同「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聖經約翰福音12:24）的心情，將她的精神活出來，並延續下去…。
成露茜博士紀念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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