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整理／破報編輯部
來自全球192個國家的代表從12月7日至18日齊聚丹麥哥本哈根，進行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COP15）。這次會議，除了減碳議題之外，更為受氣候變遷影響最大的窮國爭取富國援助，以適應變化。會議最終目的則是就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問題，達成具法律效力的協議。而會議場外同時間抗議遊行不斷，來自世界各地、國際連結性組織、團體呼籲會議勢必將議訂並即刻履行生態債務與氣候正義的解決協定。
經過爭議、討價還價，會議中斷、延長等等曲折過程之後，聯合國氣候變遷哥本哈根會議終於在上週五（12月18日）落幕。大會勉強通過的宣言並無法律約束力，無法為地球未來簽下真正的協議。以下為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報導分析，並論及氣候政治在台灣的未來。
氣候正義不會出現在貝拉中心裡
文／全球之聲（Global Voices）
據估計，12月12日約有十萬人走上哥本哈根街頭，要求奪回氣候正義，來自各國的民眾在哥本哈根凜冽冬日裡步行，希望藉此向世界領袖表達強烈訊息，並在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上達成「真正協議」。
多數人身穿藍色衣物，呼應「國際地球之友」組織舉辦的「氣候正義洪潮」（Copenhagen Flood）活動；國會廣場另有數千人在此等候，再共同邁向聯合國會議地點Bella Center。雖然午後陽光為遊行群眾帶來些許暖意，黃昏後氣溫驟降，集會最後於Bella Center前結束時，許多人都圍著在街道上生起的營火取暖，活動最後有多位重要人士發表演說，例如前聯合國人權委員Mary Robinson，以及21歲的印度氣候變遷運動份子Deepa Gupta，後者亦為「印度青年氣候網絡」共同創辦人。Mary Robinson表示：「這個全球行動日是為提醒政府，氣候變遷正在傷害民眾，這是人權議題，氣候變遷危及他人生計、健康與教育，也阻礙貧國達成發展目標，哥本哈根會議必須訂立溫室氣體大幅減量標準，至少一年得撥款2000億美元，幫助最貧困的國家對抗氣候變遷」。
「人民氣候高峰會」這場活動與聯合國正式會議同時舉行，吸引眾多公民組織、環境正義人士及原住民出席，Naomi Klein在活動開幕式指出：「貝拉中心是災害資本主義最大範例，我們最需要的協議根本不在議程上。」還有其他知名人士也預計將在會議上發表演說，包括350.org創辦人Bill McKibben、馬爾地夫總統Mohamed Nasheed等。無論是在會議現場或街道上，人們反覆提及生態債務與氣候正義兩項主題。遊行隊伍中，「氣候討債集團」（Climate Debt Agents）一身亮紅色服裝相當引人注目，他們隸屬於MS ActionAid Denmark組織，呼籲富國向貧國償還氣候債務。
哥本哈根境內滿是社運人士、記者、攝影師及部落客，都在報導近年來最重要的氣候變遷談判場合，全球各地民眾要求，聯合國會議結論必須公平且務實。在TckTckTck聯盟號召之下，許多人都在週末舉辦守夜及遊行，強調「世界需要真實協議」。許多藝術家及團體也在哥本哈根重要地點展覽作品，強調聯合國會議達成公平且有效的協議多麼重要，但最終還是由貝拉中心裡的政治人物及談判員做決定，無法正視全球公民的聲音、為地球未來簽下真正的協議。
環境前線：氣候政治中的台灣之聲
文／馬康多
決定這一代人歷史評價的14天，最後的具體產出是項差強人意的哥本哈根協定（Copenhagen Accord）。這份可處處見到美國鑿斧痕跡的協定，被評為僅為一政治宣言，而非眾所期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議定書。
於共同願景上，雖宣示將以控制增溫兩度為目標，其後更順應小島國家的要求，增列「2015年時，將再依已達成的減量行動，檢視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最終目標，包括能否能將增溫控制到1.5度以下」的條文，然而相較於會議前，各方關注的實質減量數字，卻是一片空白，僅明文要求附件一國家，均需於明年1月31 日之前，提出其減量目標，而非附件一國家亦須在該期限前，提出其國內所規劃採行的減緩行動。
被視為本會談重要成就的「資助」（Funding）部份，協定中明定成立「哥本哈根綠色氣候基金」，以協助發展中國家進行「減緩森林退化」、調適、能力建構、技術發展等。而已開發國家承諾將於2010年至2012年之間，提供3百億美元「新增」以及「額外」的資助。而此協定中強調此資金的運作應為調適與減量並重，但強調對最低度發展國家、小島國家、非洲等，調適應為優先。在「財務資助」的長期承諾，則是如美國所要求，強調基於落實「有意義」以及「透明」的減量行動的前提之下，已開發國家將於2020年時，共同提供每年一千億美元的資助。但此看似寬厚的資助額度，也僅達會議進行前，國際環保團體提出的每年 1,950億美元資助額度的半數。
而在「技術移轉」（Technology Transfer）以及「減緩森林退化」（REDD）上，協定全文中，雖強調將設定一技術機制（Technology Mechanism），以加速技術發展與移轉，但最受爭議的智財權授權問題，並未有明確的解答。「減緩森林退化」上，則強調意識到此行動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貢獻，將有REDD的延續計畫（REDD-plus），但面對國際環保團體指出此機制中的諸多漏洞，例如查證、重複計算等，亦未解決。
台灣無法參與此項公約，但相關部會承諾將視哥本哈根會議成果，調整國內氣候變遷政策，包括溫室氣體減量法的審議等。由此可知，相關部會必將對哥本哈根協定中的文字推敲再三。但事實上，這14天中，還有其他對台灣極具啟示性的趨勢發展。
小國的環境軟實力
雖於最後哥本哈根協定的生產過程中，仍如同傳統國際政治般，由美、中、英等強權扮演關鍵角色，但在整個14天中，亦有諸多小國展現了其於國際環境治理中，不可忽視的角色。
如台灣的邦交國吐瓦魯為例，因被視為全球暖化的首個難民國，因此於氣候變遷談判之時，該國具有極高的道德高度，向各國提出要求。本次COP15開議的第二天，與會者即發起「吐瓦魯證明一切」（Tuvalu is the real deal）的行動，向已開發國家施壓。
馬爾地夫不僅在會議進行前，即被國際環保團體評選為具有最優良氣候政策的國家，該國總統更親自參與談判，直到會議最後一刻，極獲公民團體之讚賞。且於最後協定的大會討論過程中，主動發言支持哥本哈根協定，亦被視為與英國氣候大臣米利班同為協定通過的關鍵推手。而最後的協定定稿，亦為回應小島國家的要求，增加了增溫1.5度的相關條文。
另一個展現小國力量的則是墨西哥，於COP15中，宣示自2012年起，憑該國之力自行削減5千萬噸的排放量，更預計將原設定2020年相較於BAU削減 21％的目標，提昇至30％。更重要的是領銜提出全球氣候基金的規劃，並獲得英國、澳洲、挪威等國的支持，並納入最終協定之中。總統卡德隆，亦獲得全球立法者組織（The Global Legislators Organization, GLOBE） 頒發的國際環境領導者獎（Award for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he Environment）。
被台灣視為競爭對手的韓國，除提出2020年時相較基準情境減量減量30％的目標，符合各界對先進發展中國家的期待以外，總統李明博於高階首長級會議中，繼續強調該國以綠色成長（Green Growth）為目標，除說明已花費GDP的2％於環境面向上的綠色經濟發展策略，以及將綠色成長作為明年G20峰會的主題，更宣示將於韓國成立全球綠色成長機構（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 GGGI），作為全球推動綠色成長的智庫單位。
氣候政治中的台灣之聲
雖於哥本哈根會談期間，政府成立專屬網站，表示將積極推動台灣加入此公約。而於官方代表團於哥本哈根會場，也穿梭著進行多樣的會談，並籲請友邦發言支持台灣參與公約。但不禁要問，當世界貿易組織無法忽視台灣龐大的經貿實力，世界衛生組織無法忽視台灣的醫療水準之時，在氣候變遷與環境議題上，台灣是否有同樣的成績與努力，可獲得國際組織的重視？還是屢次因過渡捕撈漁產、以工業區侵佔國際公認瀕危物種棲地飽受譴責的台灣，已被貼上「受管制的對象」的標籤，而非一起努力的國際夥伴？
此外，從上述小國的經驗，若能自我定位得宜，於國際環境政治的場域，仍有其可獲得重視之處。政府雖屢次強調台灣可以能源科技為對抗全球共同危機做出貢獻，諷刺的卻是，檢視屢次官方代表團的會談報告之中，極為忽視「技術移轉」此議題的發展。不僅無視後京都談判中，「技術行動計畫」、「技術需要評估、扶持型環境和能力建構」以及「技術路線圖」三項治理架構的實然與應然，亦無視傳統的智財權概念，不適用於此氣候變遷議題。
由此觀之，若僅是抱著斷裂性認知，全然從「國際參與」、「避免經貿制裁」與「創造綠色新商機」，來爭取成為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會員國的機會，無視於氣候變遷議題的環境正義本質，則即使有站上會談發言台的機會，是否能展現獨立於美國、中國之外的立場？是否能為聲援同屬高脆弱度國家的小島聯盟以及非洲友邦們，譴責已開發國家對其歷史責任的漠視？是否能如同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般，提出對現行發展型態的反思？又是否會感受到長久以來國際政治的打壓，呼應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對密室最後協定制定過程，違反民主程序的嘲諷？是否能給公民社會一點期待，期待官方代表在長期委身為NGO參與氣候變遷會議之後，願意學習以「台灣社會集體即將面臨的未來與共同的承擔」為出發點，基於重新建構共同的環境意識，對世界說出台灣對全球永續社會的想望？（本文作者為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監事）
溫室氣體減量與綠色政治的未來
文／倪世傑
在上週五（12月18日）《立報》2版〈蘭谿村聲〉專欄「2009年的『偉大』發明：無薪假」中，我們探討了在這一波經濟風暴中，德國聯邦政府為避免失業率再度升高，採用縮短工時而非裁員的方式因應，其實，在非彈性化的前提下，縮短工時不僅對勞工的發展有利，同時對節能減碳也具有正面效益，關於這一點，則鮮少有人提及。
「多樣化的資本主義」（Varieties of Capitalism ）是近20年來比較政治經濟學中頻繁出現的主題，其研究核心往往在於各國的生產體制，尤其是歐陸國家的勞動力市場是否會朝向以美國為首的彈性化與保障降低的方向發展。以當前來說，由於2008年的經濟風暴，重創美國就業，因此美國從2000到2008年的工時成長僅0.1％，而老歐盟15國則成長了 0.7％，如以2001年的資料來看，美國的每年工時為1,817小時，老歐盟15國平均為1,562小時，如以週工時35小時來算，美國勞工一年要比歐洲國家勞工要多工作約7.3週。雖然說歐洲國家的每位勞工每小時的產值略遜於美國勞工，但歐洲國家每人平均能源消費僅及美國的半數。
根據羅斯尼克與魏斯伯特（David Rosnick and Mark Weisbrot）兩位經濟學者的估計，如果歐洲國家的工作時間向美國看齊的話，那則需要增加18％的能源消費。換言之，在發達國家的水準中，美國當前的高工時與高能源消費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相關性。而歐洲國家如果增加工時，能源使用量上升最多的將是芬蘭、冰島、瑞典等地處寒帶地區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冬天長而寒冷，每人平均能源消耗量本就高於美國，一旦工時延長，能源消耗將隨比例大增到增加25％，而從2000到2008年的趨勢來看，歐洲國家的工時成長幅度不僅提高了，而且還高於美國，這對當前攸關人類未來命運的節能減碳工作，無疑是一股逆流。與之相反的是，如果美國能夠在其生產力領先的基礎上進一步削減工時到老歐盟15國的水平，勞工在一年中則多出了相當於7週的休閒時間，美國甚至因此減少20％的能源消費，直接達成節能減碳。
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與台灣勞委會的統計，台灣在2007、2008兩年的工時分居2,256與2,170小時，甚至有23％的勞工，每週工時高達49小時。但在政府稅制與人力銀行的推波助瀾下，最後往往是企業主與大股東分到巨額利潤，員工低薪也沒加班費，但同時工業生產力卻是大幅提升的。換言之，如果可以進一步證明縮短工時能夠有效減碳，台灣這一長工時、高生產力、低工資的生產體制是否能夠獲得改變的契機，答案仍繫於綠色政治在台灣的未來。
但是綠色政治究竟是什麼？當前發生的全球氣候變遷終歸一句是工業發展邏輯，無論是當年列寧主張的泰勒制加蘇維埃，還是資本主義當前肆無忌憚的發展，都是工業主義。但這當中也存在核心與邊陲的差別，這一次哥本哈根會議中，西方發達國家意圖一筆勾消自地理大發現以及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攫取世界財富的歷史，妄圖在當下基礎上要其他發展中國家擔負更重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德國總理梅克爾在去年大言不慚地說道，如果發展中國家民眾吃的有現在兩倍多，以及一億中國民眾開始喝牛奶，那糧食很快就吃完了。言下之意，西方發達國家欲維持自己民眾的「生活習慣」，就不准其他發展中國家「迎頭趕上」，但又卻要求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印度、巴西負擔一樣的減排水平。
另一方面，西方國家民眾每每指出應該拒買中國製造的商品，因為中國商品廉價傾銷危害了西方國家勞工的工作權以及薪資成長，卻忘了問哪一個西方大廠牌不是在向中國下訂單？無視層層外包下的成本壓力，才是讓商品售價便宜同時卻又壓迫發展中國家勞工的兇手，從這一層面來看，比較需要批判的應當是在西方氾濫的消費主義，必須在批判消費主義的基礎上，下一步才能去談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造成的污染。
在國內層面上，綠色政治同時代表著國內生產體制的調整，這絕非意味著驅逐高耗能產業，造成國際鄰避效應，而應直接以能源稅的方式向繼續使用石化能源的生產單位課徵，增加投資再生能源的誘因；並進行都市平均地權，限定每人在直轄市不得擁有超過一棟的住房，每人同時間不得擁有兩份以上的房產，以打擊富人囤屋炒樓的意願，從而降低受雇者從衛星市鎮每日往返市中心間的通勤距離。並鼓勵合作事業的發展，達成工作與生活距離的最小化。
縮短工時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充其量只是治標性的建議，為達成真正的綠色家園，綠色政治需要在國際層面揭露發達國家的虛偽面目，以及在地的勾勒出理想生活面貌與政策上的發展方向，畢竟，地球物種的未來，已經沒時間再等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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