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韋臻

走進差事劇團，記者站在位於地下室的排練場門口，好幾聲的：「不好意思...」穿透不了在裡頭排戲的姐妹們高亢的笑語，站在門口只好越來越大聲地叫喊，持續了好些分鐘後，「南洋姐妹劇團」的導演關晨引終於現身給記者開了門，一併走入其中。好幾位姐妹們或坐或站，一般排戲中看不見的尖叫打滾笑場，帶著各國腔調的國語台詞此起彼落。一名可愛的姐妹為了吃另一位姐妹豆腐的戲碼，笑著大叫：「我演不出來！」然後躺在地上踢腿，同一場戲排了好幾回也每次都笑場；另外一頭的戲碼則出現個小青年，帶著小鼓、吹著口琴，時而記錄音效，時而指導說：「這一幕再走一次。」剛剛排練時明明是演新移民姐妹老公的小姐，這下子被拉過去說：「妳先演一下媽媽好了啦！」這會兒演小孩的又變成早餐店老闆娘，噹人罵人挑眉嘴斜的表情堪稱一絕；另一頭一位頭髮斑白的老年台籍女性，活靈活現指導姐妹如何扮演警察說：「依我這麼多年的經驗，從來沒有看過警察會問：『是不是有證件？』都是很霸道地直接嗆：『這是外勞齁？證件拿出來看！』」記者傻眼，坐在一旁開始猜測每個在場女性在現實生活中的身分，以及在這場戲劇排練當中的角色。

兩個小時的排練結束之後，已經是晚上九點鐘，姐妹們陸續收拾東西走出門口，有些人坐在差事外面沙發吃菱角聊天，或者離開時帶了一句：「我還要上班，先走了。」記者只好抓了人有了空檔就猛聊天，才逐漸拼湊出屬於南洋姐妹劇團與戲劇工作坊的樣貌。

在異地生花的跨國情誼

成立於2003年的南洋姐妹會，六年來以來自各國的新移民為核心，持續舉辦各種活動、座談，提供在台姐妹們各種支援以外，也與台灣社會溝通，讓民眾更接近這些遠自不同國家而來的姐妹們。運作至今，南洋姐妹會首次嘗試以戲劇工作坊的模式運作，與長期從事民眾戲劇的差事劇團合作，透過遊戲、身體表達、將自身經驗繪圖交流分享，以及共同編劇、排練，十個月過去的今天，將一同上台說出她們期許被社會聽見、看見並真正理解的內在經驗。一並參與了工作坊的差事劇團團長鐘喬表示，與長期參與民眾戲劇的經驗相較，南洋姐妹劇團的正式演出，不僅相對擴大了他們在社區之外，較少參與的社群戲劇工作坊經驗，更認為這次的演出，背後帶出的是南洋姐妹會運作結構上的完善，將姐妹們關注的公共議題帶到觀眾面前。

南洋姐妹劇團成員中，除了南洋姐妹會員之外，更包括了來自板橋等地社區大學的成員及志工，例如先前提到頭髮斑白的台籍女性淑女姐，便是在警界退休後參與姐妹活動的志工，「以前都是拿盾牌擋抗議民眾的，現在變成被擋的。」無怪乎模仿起警察口吻時一副專業的模樣；或者導演關晨引則是演員出身，而前文提及的小青年則是世新社發所前來實習的學生。來自不同領域的台灣人，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姐妹們面對面，這種經驗，關晨引表示：「剛開始會很擔心，後來跟她們又更像是交朋友...她們都好活潑...像剛剛就有人找我生日一起去喝酒。」

而共同演出的十四位姐妹們，分別是來自泰國、柬埔寨、越南與印尼等不同國家，其中年齡也各異，大至四十芳齡小到二十出頭，各自有著家庭工作，在小孩、公婆與賺錢的空檔，抓出時間來一同參與戲劇工作坊，不僅人數常湊不齊，道具也不健全，儘管如此克難地排戲，卻也在戲劇工作坊中展露出因著情感信任而來的自信與活躍。像是其中一位成員洪金滿，最初相當靦腆內向，帶動作時得想個老半天，而後逐漸放開並願意表達對演出團隊的各種建議；或者就如同來自越南的姐妹林玉蘭形容：「來這邊很像是姐妹的娘家一樣，小孩也有姐妹可以幫忙帶，才有時間學習...出來演戲對我來說變得有自信，以前第一次出來講話，都會很害怕，發抖到話都說不清楚，現在妳看我都不會害怕。」

用戲講心聲，一個點就掉淚

提起這次演戲的感受，林玉蘭表示很高興，「以前我們沒辦法用我們自己的話講出來，但現在可以用我們的戲來講，看到的人就會知道我們的心聲。」這個「心聲」，指的不僅是《飄洋的夢想》演出新移民姐妹的離散命運，同時也包括《雨中的風箏》中外籍勞工的真實故事，兩齣戲劇都是姐妹或友人的經驗，也是台灣當下被排除在小劇場演出之外不可見的實存血肉。

這兩則演出的戲劇內容，都是姐妹們共同分享、討論，而後串聯整合出來的故事。在工作坊中，姐妹們由遊戲而熟悉彼此、透過繪畫的方式呈現各自的回憶，亦或安排歌隊的課程，也增添不同戲劇間成員的互動，由於工作坊的操作模式，使得直到演出前一週，演出內容細節仍舊可以相互討論、調整。在《飄洋的夢想》中，陳述出新移民面對家庭、工作與遠方思念父母的經歷，是結合了三位姐妹的故事；而《雨中的風箏》則是姐妹友人的故事，來自越南的移工姐妹經歷了雇主無法提供工作、逃跑、警方追捕，乃至於在追捕過程中遭到車禍成為植物人。

這些故事的演出，在姐妹們看來，並非是要觀眾掬一把同情淚，而是期許社會能真正理解這些跨國移民的處境。如同洪金滿所說的：「如果只是演出我們在台灣的生活，這些沒有比較特別的，台灣人也是一樣，重點應該是在五年後母女再見，女兒變瘦了、母親變老了，這個情緒才能讓觀眾真的感受到我們特別的處境。」在排演過程中，洪金滿演到面對母親的那一刻，掉了眼淚，「我們好愛哭，點一到了就會哭。那時候我轉頭過去，她看到我眼眶紅紅的，她就哭了。」或許正是這些故事的貼身，讓每位姐妹在演出的同時，也同時回觀自身的經驗，成為觀眾與演出者共同凝望的生命表述。

儘管姐妹們在台灣是弱勢族群，但她們卻不選擇自我弱化，也堅持不將各種身分冠以善惡的絕對標籤。導演關晨引即提到，姐妹們在面對角色呈現時，會不停斟酌避免落入常見的刻版印象，例如在移工被雇主責罵時，擔心觀眾認為移工就是好吃懶做，而決定將原先移工的聊天場景改為「倒茶水」；或者在呈現雇主無法提供工作導致移工逃走的討論過程，姐妹們便認為不應將雇主表現為扁平的惡者，而認為雇主亦是社會經濟體制下的受害者。在面對真實生活時，姐妹們則有著自我培力的堅持，例如今年已40歲的林玉蘭就表示，她嫁來台灣15年，即使丈夫日前住院，身兼三份職業，外加照顧小孩與公公，仍舊想辦法抽空參與姐妹會的活動與社區大學的課程，她說：「我這不是在說自己很能幹，但是我會做到讓我先生沒辦法說我：『一天到晚沒事往外跑』。」

話語至此，也許有些女性主義者會憤怒林玉蘭為何選擇無怨無悔做一名任勞任怨的家庭主婦及職業婦女，然而真正回到姐妹們的生命中觀看，我們卻能真正察覺到，對她們成就自我而言，沒有所謂的礙石，僅存在該填平的逆境；她們不是嫁來享福，而是繼續自我探索與壯碩。所有對原鄉的眷戀與處於異地的不平，在「一個點的哭泣」後，她們仍舊選擇在戲劇最末高亢地歡唱泰文歌曲並舞蹈著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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