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韋臻　
圖片提供／CNEX

無論是去年四川大地震或今年台灣八八風災，坐在影像前的觀眾早已習慣各種哀愁無援損害受創災民的拍攝畫面，勾起同情同理心之時，也滿足了觀看者窺究想像他人之痛苦的慾望。面對愛好災難獵奇的觀眾，杜海濱以四川大地震為對象的紀錄片《1428》，絕對無法滿足這類觀者的需求；相反地，《1428》將大自然災害準確地隱入拍攝人物對象身後，真正被記錄與呈現的，則是在四川大地震過後這塊土地上居民的實際生活，以及被搗亂過後的日子底下，人民如何以各種原初長成樣貌、進入往後不同的存在處境。

《1428》已經是杜海濱的第七部紀錄片，在他的鏡頭中，杜海濱不插話不多語，甚至不給觀眾前因後果；然而片中的人物在不被預先設想的狀態底下，相對地更為「人性」。如《傘……》中勞工與商賈等人物並不只是簡單的剝削／被剝削的道德關係；《1428》底下的四川居民也不僅是一般新聞裡頭最為扁平的可憐受災戶，觀眾看見居民小小的邪惡與地方官員小小的表面功夫，看見無論是災難前後都不會被社會看見的邊緣人物，但更多的就是生活，且是因依著不同社會處境而來的不同生活實況。你在看完片子之後絕對不會有身為非受災居民的罪惡感，但恐怕產生的其實是對於自己身為「人」的駐足停頓，及其後而來的省思－無論紀錄片內容究竟是否與你相關。以下是《破》報記者在杜海濱導演訪台期間的訪問內容：

破報（以下簡稱破）：可否請杜導演先談談最初為何會選擇以四川大地震為紀錄片拍攝對象？並大概告訴我們總共拍攝時間以及拍攝過程的特殊經驗？

杜海濱（以下簡稱杜）：在四川大地震發生後，我們其實就進入災區了，最初其實並不是為了要記錄拍攝，只是想要去作些事情。當時看見了許多在一般電視媒體中看不到的事情；像是有偷東西的人、破壞人家財物的人、有的志願者幾天過去就把那裡當成旅遊的地方，或有些新聞媒體為了搶到新聞，重複地採訪同一個傷痛的人，超過了道德底線。這些狀況讓我有了許多的觸動，需要轉化為另一種思考方式，對我來說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拍攝紀錄片。當我每次內在有些觸動，產生了激烈的震盪，我就會用紀錄片的方式來呈現。另一方面，這也是個自然的狀態，在這樣一場大災難之前，我們做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是有責任要去記錄這一場大災難的。我們可以做的事情越來越少，應該要去發揮自己的能力。

拍攝《1428》的過程很特別，以往我的紀錄片都不是在這樣一個突發的事件下拍攝的，更多是我自己發現、尋找。這樣一個大的災難，首先是新聞記者進去拍攝，讓更多人知道當地的情況，剛開始進去時有點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為這個災難造成了一些具體的人在承受一些具體的痛苦，這時候進去拍攝，勢必會影響到別人，也會懷疑跟譴責自己是否是拿別人的痛苦或創傷，來成就自己的事。慢慢經過了一段時間後，我開始發現這是一個轉變、動態的過程，從剛開始大家經歷的一場災難，到十天以後大家開始跟災難有了一點點的距離。我做的不是重現、重建這場災難，而是去拍這些活下來健康的人，如何去繼續他們的生活。

破：《1428》這部紀錄片在拍攝人物溝通上，以及當初進入災區的協調上，是否曾遇到任何困難的部份？

杜：幾乎沒有任何困難，首先現場的人正沉浸在剛發生的災難當中，他們幾乎無瑕關注旁人，而是關注自己相關的生活；第二是當地有各式各樣的媒體工作者，有攝影、獨立媒體、平面、紀錄片、拍電影，影像在今天跟生活已經很近了，當然他們剛開始有些不習慣，但後來知道這些人大多數是對這場災難有些幫助的，也就各做各的。

破：在當中有一位老先生的兒子楊斌斌，鎮日在街上遊走，為何會選擇以他的形象作為全片串接的人物？最開始遇見他時是什麼樣的情況？

杜：首先他是以一個影像的符號存在，之後成為一個真正的存在，包括生活與家人的面向。當時我自己感覺到強烈的需要，你看見在當地人們瘋狂地搶食那些建築廢墟的建材變賣時，你會感覺人們在這樣一場災難底下似乎已經瘋了、已經無法再去承受了，在這事件背後有著某種瘋狂、不正常的行為，但這其實跟大陸的經濟建設行為當中是有些共同點的。所以我將楊斌斌用逼視的方式呈現，串起段落，他不代表我的觀點或災區的觀點，他是他的觀點，當我們看見他的服裝、外貌，似是不正常的，但當我們看見他的眼睛時，會發現是他看見了我們的不正常，通過他達到觀眾的內心，形成另外一個觀看的角度。

破：這部片分為地震後十天、以及210之後，為何會選擇以這樣的方式呈現？而全片其實並非一般常見災難紀錄片的操作模式，在拍攝之前是否設定了構想，以呈現出真正屬於當地居民在地震過後的各種生活樣貌，而非預設賺人熱淚的悲情模式？

杜：在第一段拍攝完後，我們並沒有進入災區，都是在處理第一階段的影像，作為一個紀錄片文本，也想在關鍵的時刻再進入記錄；比方在中國人都重視的過年時，去重新看看他們的生活與變化。另外，在地震當時，其實整個過程都是在改變的，從最開始有些人被埋住，大家想要找出他們的親人，到72小時過去，人們改成至少要把親人的遺骸挖出來，這些時間中，人們還不會去想到生存的事，有一口吃一口、有一口喝一口。到了十天，相對來說是比較進入生活的狀態當中，大家開始考慮到生計，而我們的第一段中擷取了十天到二十、三十天的過程。

以前我拍紀錄片，是自己帶著一種觀念去尋找，這次比較特別的地方是，我之前帶有的主觀看法、先驗觀念，並不足以應付我做這場拍攝，所以這次我做的是老老實實地去記錄，把先前有的東西先放下來；另外，我不堅持自己，不堅持既有的看法和認識，首先尊重現實，然後在現實中學習，當現實與我的主觀判斷發生矛盾時，我會放棄自己的主觀判斷，在現場與實際發生的狀況做調整，因此我在與這場事件之間保持了一個若遠若近的距離。在我看來，我不能站在一個悲天憫人的位置由上往下看，而是盡量讓自己處在一個無知的位置，過程中會不停有新的東西校正我之前的想法。

其實四川大地震並不是一個單一的事件，世界上有很多災難正在發生，我覺得我們對災難是必須要有一個態度的，如果這個態度是一成不變、帶有偏見或主觀態度的，對我來說都不夠尊重現實。紀錄片是一個文本，有自己的語言系統，它不是一個可以透過簡單的現象就能夠達到事物本質的思想，需要有真實的人、生命，對我來說，記錄現實就是如此。而最初我預設的拍攝角度，例如企圖尋找災難的背後原因，或者當地居民跟環境的關係，像是破壞環境等，後來都放棄了，因為我在那裡看到的現實是更加直接的，所以我決定用繁點的方式去記錄。

破：在您以往的紀錄片中，例如《傘》一作便是以勞動者、販賣者等不同位置入鏡，整個大陸都市化的情形，包括對於承載生命的土地的情感。在您拍攝《1428》過程中，是否曾想過其中的關連性？

杜：這對我來說是延續的。今天中國大陸還是一個以農業為發展基礎的階段，農民跟土地是息息相關的，那麼在革命或戰爭底下，土地也不停的被用為一種手段，以跟農民發生關係。現在經濟改革，讓農民從擁地又再度變成一個沒有土地的人，這是經過幾十年的改變，但即使如此，還是可以看出轉變的狀態；中國農業人口是最多的，但在經濟改革之中，卻成為生活質量最差的。所以今天我們面對經濟改革是必須要打折扣的，不能自吹自擂，而是面對現實。

破：拍攝《1428》的過程中，是否曾經設想過觀眾看完的反應？在中國當地是否曾經播映？四川當地居民是否曾經看過？而中國內地關於此片的討論和看法又是如何？

杜：在中國沒有公開播映過，但有在電影工作者的內部場合上看過，有些學者認為這部片有點曖昧，很像罩著一層保鮮膜始終沒有戳破，有些獨立的年輕拍片作者，則認為這部片不夠力，沒有直接面對矛盾，或者應該面對例如學校學生等面向，但這對我而言並不是問題，因為我關注的並非這個面向。至於四川的居民現在還沒看過，但我跟他們一直都有聯繫，之後也會帶過去給他們看。

破：可否分享一下整個拍攝《1428》過程，對於您本身是否帶來任何影響？在拍攝前後，對於四川地震災難的理解與感受上是否有所轉變？

杜：一場災難就像是個人性展示的舞臺，我們從日常生活中很難看見一些真實的、私下的展現；在這個極端的災難中，包括戰爭、天災，你都能看到人性不同的階段面向。在這過程中，我們既不會對人性做個美好的想像，也不是非得認為人是無可救藥的，而是需要客觀的立場去看待這些東西，我覺得要讓後人有警惕，是需要有個理性的、全面的方式，將這些災難呈現出來。

我個人是比較任命的、宿命的，人是無法去擺脫很多東西的，即便沒有天災，還是有許多人為的災難，這不僅是現實、血腥的場面，很多時候是心理上的災難，我們其實就是活在這樣一個災難的過程當中。我個人是相對任命的，可能你現在的作為就是下一場災難的導因，無論怎麼珍惜生活，災難還是要發生的。我覺得可以做的就是維持自己的良知、底線去做事情，並保持坦然與從容。我不要求自己做到一個高尚的人，但我不會允許自己成為一個沒有底線、可以放棄一切的人，如果大家在這個層面上都做到，該有的你也逃不過，但不該你的你也不用去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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