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韋臻
圖片提供／發言權出版社

「真話不能問世，假話便有了市場。」這句話不僅是春桃、陳桂棣兩位中國農村報導作家面對書籍被查禁、媒體全數封口底下，書寫出來的文字，更是兩位夫妻作家由於著作威脅到官員而後被告上法庭落下的無奈之語。在2003年出版了《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後，春桃與陳桂棣兩位作家儘管獲得了2004年的尤里西斯國際報導文學獎，在中國境內官方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毫無緣由地首先查禁了書籍，接續控制了全國媒體的出聲。原先書籍被各界讚揚，認為揭露大陸當代三農（農民、農村、農業）現實問題，促成對三農制度的檢討時機，然而卻在兩個月後突然被勒令下架，與此同時，書中提及的安徽省縣委書記張西德將兩位作家告上法庭，指其妨害名譽，這一告，不僅案子纏訟了兩年，庭案結束拖延至今三年過去卻依然未有任何判決。

就是這場訴訟過程的不公不義，促成了今天《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一書的內文，由《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中對於三農問題的報導，轉向中國司法制度黑暗面向的揭露，想當然爾，在中國同樣無以問世。而農民調查三部曲的另一書《中國農民調查之小崗村的故事》，則與《等待判決》一書一同在台出版。三本書，揭露的不僅是中國三農問題，更多是政府體制底下的權力問題以及言論、出版自由，乃至於人民上訪的遮蓋內幕。中國導演夏楠《東庄上訪村》紀錄片，讓北京東庄上訪村民訴說各自上訪的緣由及各地方公安的打壓禁制，2007年位於豐台區的上訪村由於第17次全國代表大會遭到拆除。地方民眾反映民情的唯一管道－上訪，不僅毫無資源管道幫助，更由於上訪文化的興盛，導致地方政府因應對策的先進，不僅先行阻斷民眾陳情，更在民眾身上冠上上訪罪名。而春桃、陳桂棣兩位作家之書，正是具體而微地揭露了這項中國特有的政治文化現象，卻也由此攬禍在身。

在接受《破》報訪問完隔日，兩位作家受邀前往德國法蘭克福書展，目前仍舊無法確定是否在書展結束後能夠返回中國內地或將滯留海外。記者透過電郵與兩位作家進行訪問、並由春桃主筆回覆，以下為專訪內容：

破報（以下簡稱破）：首先可否談論最初在《中國農民調查》書寫前，最初接觸中國農村經驗所帶來的震撼？以及究竟是何種面向的關切，使兩位投入十年的時間調查訪談，書寫出這三本環繞著中國農民現況的書籍？

春桃（以下簡稱春）：我們是農民的後代，小時候生活在農村，所有的親戚也幾乎都在農村，那些年，經常聽他們聊一些農村的話題，說生活過得很艱難，負擔太重。後來，我們在調查淮河污染的問題時，更是接觸到了大量不堪重負的農民，瞭解到了他們悲苦而又無奈的生存狀況，而這些情況，在我們的主流媒體上，竟很難見到，這讓我們感到震撼。於是便想：今日中國的巨大變化，是得益於那場舉世矚目的大變革，既然億萬農民引領了改革的風氣之先，現在怎麼又是淪落到如此難堪的境地？於是，便萌生了寫一本《中國農民調查》的決心，要把農民的聲音喊出去，讓城裡人和決策者為農民做些事情。沒想到，書出版不久，即遭「封殺」；很快，我們又遭遇到了一場無聊而又荒唐的官司，受理法院執法犯法，顯然是要對我們進行政治審判，於是發現，我們本想為農民代言，可為自己講話都那麼困難，農民生存的法律環境可想而知，自然而然地，又寫了《等待判決》。去年（200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週年，我們很想解剖一下改革三十年來在農村工作上的經驗和教訓，於是選取了「中國改革第一村」的小崗村，將它當成一個樣本，深入調查了它的滄桑變遷，我們在倍受鼓舞與由衷感佩的同時，聽到了許多聞所未聞的故事，無不讓人感到震驚與悲哀，於是便寫出了《小崗村的故事》。十年間，我們寫出了《中國農民調查》三部曲，其實只是在完成一件事：為無聲者發出聲音。

破：農業問題，在書中是三農問題，也是中央與地方在財政資源分配上的問題，更是對待城鄉發展差異上而來的。這些情形不僅是在中國產生，在許多國家亦如此，可否就兩位觀察，談論中國三農問題與全球農業問題之間是否有相聯繫互相牽動惡化的現象？又，僅存在於中國在地農業特殊的問題？

春：世界各國都會（或曾經）存在農業問題，或是農村問題；但同時既存在農業問題，又存在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恐怕只有中國。因為，建國以後，長期實行的是「城鄉分治、一國兩策」，這就使得農村的發展成了問題；縱觀共和國歷史，每當國民經濟運行出現波動、遇到困難時，犧牲的總是農民，國家為保證城市和工業的發展，通過財政、稅收、價格、金融和信貸的政策傾斜，讓億萬農民做出「奉獻」，長此以往，便使農民問題越來越突出，農業狀況也日趨惡化。「三農」問題交織在一起，可以說是當今中國獨有的。

破：在《中國農民調查》與《中國農民調查之小崗村的故事》中，經常出現農村人口移往都市中打工賺取費用的現象，這些現象是否嚴重到農村人口結構的老化？或者產生出其他的社會與農業問題？

春：要富裕農民，就必須減少農民，轉移農民，像讓更多的農民去從事非農業工作，成為城市的市民，這是一切富裕起來的國家和地區的必由之路。問題是，今天中國有大量的農民湧入各地城市去打工賺取費用，而外出打工的又多是農村中身強力壯、有文化者，在廣大農村留守的不是老人孩子，就是婦女，這就使得實現農業現代化，成了問題。不過，進城打工的農民，依然是農村人口，還談不到「農村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另一方面，嚴格的戶籍和福利制度，又注定使得進城打工者無法融入城市，更享受不到城市人可以享受的那許多社會福利，由此造成的社會與農業問題，便難以避免了。

破：在近日內是否有回到安徽原先訪談的地方？是否有部份鄉鎮由於三農成為顯型問題而有所改變？改變何在？

春：安徽是我們的家，我們肯定會經常回去，十天前還在那裡待了半個月。我們發現，現在全國的農村都有很大的變化，安徽也不例外。這屆中央政府重視了「三農」工作，出台了許多惠農政策，比如：免除了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免除了農民子弟九年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初步放開了糧食價格和糧食市場，給種田的農民和購買農機具的農民一定的政策補貼；同時，還程度不同地實現了農村醫療保險。這些措施，使得農民的日子好過了不少。

破：在《中國農民調查》被禁及2004年被安徽省張西德提告至今，中國媒體對此事的禁語現象是否有改變？

春：沒有。直到今天，還看不出有可能改變的跡象。

破：在《中國農民調查》出版後，中國農村問題直接浮上檯面。《中國農民調查之小崗村的故事》與《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是否有在中國嘗試出版而後被禁？亦或是直接胎死腹中？

春：《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原是北京一家著名出版社特約的，我們拿出成稿後，他們送審了，但沒有消息；於是又找了一家，結果也是如此，基本上就是胎死腹中了。《中國農民調查之小崗村的故事》，由北京一家出版社送審後也是長期擱置，我們不得不換了一家出版社，才僥倖出版，但會不會有《中國農民調查》一樣的命運，不清楚，因為我們在書中寫到的小崗村的諸多問題，並不是有些人想看到的，而他們又手握生殺大權。

破：在書籍當中，除了三農問題之外，讀者看見了更多的問題，包括政治體系無法上下連氣，以及自由人權的問題，尤其在《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一書中，揭露了作家寫作以及媒體報導上由政府阻絕的現象，對自由發言權利的漠視，除了直接使兩位作家被告上法庭，更同時關切到民眾知的權利。是否可以稍微談論一下目前中國禁書與箝制媒體的現狀及實例？

春：中國目前的禁書與箝制媒體的現狀及實例，無須累述，《中國農民調查》及《中國農民調查之等待判決》，一個是在社會各界高度評價之時，突然「封殺」，且「封殺」得不須要理由，沒有正式的文件下達，不通知作者，我們至今也不知道為什麼不准出版、不准宣傳，甚至連有關《中國農民調查》的官司，也不准媒體介入；一個是直接「封殺」，一個是連出生的權利也被剝奪，這應該是最說明「現狀」的兩個實例了。

破：這幾本書籍及在社會上引發的效應，除了對三農的關注之外，在中國內地是否有產生對於著作及出版自由的相關討論出現？

春：廣大讀者喜愛的書，突然被禁，大家肯定會對「著作及出版自由」的相關話題產生議論，因為這首先違背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中國憲法精神。但誰都知道，中國社會目前還處在一個非憲法的狀態，議論歸議論，只能是私底下的事，而作為「社會公器」的媒體是受到嚴格控制的，它還不是「人民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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