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世昊

無論是美國Anna M. Jarvis女士從個人行動把自己對母親貢獻的感謝推廣起，社會公眾從原來稱頌母親的貢獻，擴及對女性的社會貢獻的肯定，並進一步推動為國際性紀念日。或是因為1886年5月1日以美國芝加哥為中心，約35萬人參加的大規模罷工和示威遊行，示威者要求改善勞動條件，實行8小時工作制，示威從流血收場到國際性悼念。我們可看到這些紀念節日起因於個人或群體對社會變動的反省和行動，得到大眾反響後最終成為國際性節日。

在2009年紀念這兩個節日，我們能否有類似的思維與力量，再推動一波成功的國際行動？在今年，國際性失業潮和經濟危機讓許多勞動人口面臨失業或無薪的壓力煎熬，另一方面，內政部調查顯示台灣婦女因為今年度的景氣差與失業高而出現更高受家暴比例，「經濟危機」現實的意義就是社會的不穩定與失落。婦團或勞團是否可以針對這個當下社會問題提出新的社會行動號召？可惜以這兩個節日對目前社會結構的挑戰看來，昔日的社會改革已是今日的個人主義和消費的利益商機。當年的勞工仍然是惡劣經濟條件的犧牲者，婦女仍然面臨結構性不平等陰影。我們是在慶祝緬懷節日還是在消費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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