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Fran
書名：「誰是美國人？」：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認同的危機
作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
譯者：高德源、劉純佑、石吉雄
出版：左岸文化 2008 / 12
杭亭頓雖然已於2008年年底辭世，然而其「文明衝突」理論仍然是學界爭論的焦點。左岸值此出版的《誰是美國人？》，也被認為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姐妹作，即：文明衝突論的「美國國內版」。
文化分裂的美國：美國巴爾幹化？
俄羅斯政治學學者伊格爾‧帕納林（Igor Panarin）稍早前曾預言美國在2010年，將會因為經濟危機和道德崩潰而分裂成六塊。雖然這個預言多被一笑置之，然而，美國正經歷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文化分裂，卻是很多學者都會同意的事實。例如，在2004年出版的《誰是美國人？》，杭亭頓也說「最大的驚奇或許是，到了2050年，美國仍然是2000年時的那個國家，而不會變成擁有非常不同的想法和不同認同的一個全新國家，或若干個國家。」
左派史學家霍布斯邦也曾懷疑過小布希政府之所以出兵攻打伊拉克，是因為「美國社會內部有某種危機正在滋長，其具體表現，就是這個國家自南北戰爭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和文化分裂」。（見其於2004年出版的演講集《霍布斯邦看21世紀》）
而往前追溯，則有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於1991年出版的《美國的分裂：種族衝突的危機》，以及阿爾文‧施密特（Alvin Schmidt）在1997年出版的《多元文化的威脅：美國的特洛伊木馬》。這兩本書所關注的議題和杭亭頓於2004年出版的《誰是美國人？》實是一脈相承，即：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是否會侵害美國人的國家認同？施密特甚至將多元文化主義比喻成特洛伊木馬，認為擁抱多元文化主義的美國人最終必將自食惡果。小阿瑟‧施萊辛格也警告「巴爾幹化」（Balkanization）將取代統一的美國。
簡單地說，杭亭頓認為「美國認同」的侵蝕有四項主要的特徵：首先，多元文化主義和多樣性在某些菁英份子之間流行，並將種族、性別、族裔、次國家認同置於國家認同之上；其次，過去使移民同化的因素弱化、消失，而且拉丁裔和亞裔的移民的祖國文化和價值與美國相當不同，移民者傾向保留雙重國籍和雙重認同；第三，拉丁裔移民在人數上佔有多數優勢，使美國漸漸西裔化，並將美國轉化為一個雙語、雙文化的社會；最後，美國菁英份子擁戴多元文化主義，傾向去國家化、世界主義及跨國認同，這也擴大了他們和美國一般民眾間的認同落差。其中，杭亭頓又認為後兩者是令美國文化產生分歧的主要原因。
對於美國國家認同可能會有的崩解，和小阿瑟‧施萊辛格主張以「美國信念」作為國家認同的核心紐帶不同，杭亭頓所開出的處方籤是：復興美國核心的「盎格魯－新教文化」（Anglo- Protestant）。這一方面是因為，杭亭頓不認為單靠意識型態就能長久凝聚一個民族，二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杭亭頓認為「美國信念」並非源於歐洲啟蒙運動的普世價值，而是發源自「盎格魯－新教文化」。
而杭亭頓所謂的「盎格魯－新教文化」的關鍵要素包含了：「英語、基督教、宗教使命感、英國人的法治觀念、統治者的責任與個人權利，以及與傳統天主教的不同的基督新教價值觀，包括了個人主義、工作倫理，以及相信人類擁有嘗試建立一個人間天堂，也就是『山巔之城』的能力與責任。」
多元與一體：是重塑國家認同？還是遂行文化霸權？
以後見之明來說，杭亭頓的處方籤在美國選出首位非裔總統、共和黨也出現首位黑人黨主席後，顯然已經是一種錯誤的思考。甚至，他所設想的「美國大眾」與「部分菁英」存有巨大鴻溝的前提顯然也是有疑義的。美國民眾用選票證明了他們對於種族、族裔多樣性的支持，同時歐巴馬的勝選也讓美國民眾由於對「美國信念」的驕傲，從而凝聚了一定程度的國家認同。另一方面，在美伊戰爭中，拉丁裔和非洲裔的傷亡比例都比白人美國人高，可見，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或文化認同並不見得矛盾。
更為重要的是，杭亭頓將早期的美國社會界定為「盎格魯－新教文化」，是建立在對統計數字進行巧妙的解讀之上。即，他先是排除了美國原住民，然後又排除了黑人，從而得出美國的人口以英格蘭人、新教徒居多。杭亭頓排除大量的黑人的理由是因為當時的黑人是奴隸，不被視為是美國的社會成員。然而，如果從「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角度來看，正是因為少數群體被優勢族群視為「非我族類」，所以才有貶抑、宰制、剝削與壓迫的情況發生，也所以更要重視差異，給予少數族群肯定並保障其社會參與的平等機會。亦即，與其說美國是一「盎格魯－新教文化」的同質化社會，或不如說，「盎格魯－新教文化」之所以是主流文化，是因為其透過權力關係將其他文化和群體邊緣化而取得主導地位。
並且，這種主張國家可以促進特定文化價值觀、並強要將少數群體融入到單一文化中的企圖，有遂行文化霸權的嫌疑。女性主義政治哲學家艾利斯‧楊（Iris M. Young）在提出「差異政治」時即表示，由於社會上仍然有所謂的「優勢族群」，因此忽視差異、追求同化，非但會形成對弱勢族群的宰制與壓迫，而且也有造成「文化帝國主義」的風險。楊即說：「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並非是對立的、排斥的，而是兩者相容的……追求一個共同的國家認同並不意味著宣導一種排他的或靜態的文化霸權。」加拿大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提出的「肯認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自然也可在此脈絡中理解，「肯認政治」主張主流群體要肯認弱勢群體的文化特質，並檢討霸權宰制的現象。
事實上，社群主義的政治哲學家麥可‧沃爾澤（Michael Walzer）在1989年的一篇小短文〈何謂美國人？〉，即主張國家不應該試圖消弭這些多元差異以求統一；亦即，應以「寓多於一」（many-in-one）取代「合眾為一」（from many, one），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非但不是對立斷裂的，而是可以互相滲透、相互滋長繁榮。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杭亭頓在《誰是美國人？》是否試圖以「美國的文化分裂」這一議題去掩蓋美國的政治分裂這一事實？杭亭頓所謂的美國大眾與菁英之間的巨大鴻溝，其實在某個程度，相當於美國右派（保守派）和左派（自由派）在政治立場上的差異。只是杭亭頓或許受限於「文明衝突論」和保守派的觀點，而將其全面解讀為文化/族群認同的差異。例如同樣的觀察，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克魯曼在《美國怎麼了？》（2007）的用語就是「政治的兩極分化」、「美國政治的急遽右轉」。而法政哲學大師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人權與民主生活》（2006）所觀察到的，也是美國人民是在政治上被撕裂成紅（共和黨）、藍（民主黨）兩大陣營，雙方各自在宗教、性別、賦稅、反戰等議題上針鋒相對，形成難以跨越的鴻溝。亦即，我建議在閱讀《誰是美國人？》時，似乎也應將此問題一併放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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