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韋綸

在那個被稱作「街頭狂飆」，要求戒嚴、杜邦滾蛋及反核四紙片滿天飄揚的八零年代末期，台灣轟轟烈烈並且充滿激情的群眾抗爭不但與當時文學、民歌運動互相呼應，也供養後戒嚴時代音樂上風起雲湧的養分─在那個以「壓不倒的玫瑰」做為精神指標的九零年代初期，有多少標誌深綠的「黨外」民眾在車上播放黑名單工作室的《抓狂歌》；那時的陳明章關注鄉土，王明輝批鬥「老賊」國民黨、講都市化與城鄉差距，甚至林暐哲組了一個叫作Baboo的樂團，幹譙台灣移民拿綠卡（〈耗子搬家了〉）、環境汙染（〈保麗龍〉）還有〈棒球狂〉。在新台語歌運動時期，《抓狂歌》賣了十萬張，十萬張！壓抑的憤怒透過音樂語言迸發，每個樂團都有話要說。進入九零年代中期之後，豬頭皮先後兩張《我是神經病》以及《外好汝甘知》幹譙教官；兩年後新光紡織士林廠抗爭力量的凝聚，克難地長出黑手那卡西及經典專輯《福氣個屁》，直至千禧年前夕為止，還有交工樂隊以及美濃水庫運動。然而一個世代音樂中的怒火沖沖，似乎在接下來的時光中嘎然而止，或徒具形式。

那麼農村武裝青年近來竄起並非毫無脈絡。如同台中長期經營livehouse的「老諾」陳信宏所言：「你想想看，這十年下來還有那個樂團在講社會議題？交工甚至是黑手（那卡西）之後是看不到的。」從第一屆樂生院理想音樂節開始，農村武裝青年的主唱阿達背著吉他、阿展背鼓而小魏提二胡，身影穿梭於土城彈藥庫前、三鶯橋下或是台南縣後壁鄉，把〈部落哀歌〉演唱獻給三鶯部落，或是廟前〈阮不願再種田〉一曲後，一位農民大力拍手：「少年仔，你這樣唱出農民心聲就對了！」然後熱情地送上五杯飲料。

追溯對於批判性音樂的熱衷，青春期恰好略過五大唱片公司與MTV挾西洋樂團進入台灣的主唱阿達，反倒對陳明章那種歌曲中帶有泥土芬芳、或是早期朱約信插科打諢式的瘋癲批判的印象極其深刻，並透過這群水晶唱片第一代帶有本土自覺的歌手，進入反核、228還有野百合學運。然而坦言高中時期意識形態偏綠的阿達認為，真正走入政治歌曲範疇，則是由當時還是台大哲學系學生的沈懷一領軍、與黨走得十分貼近的431樂團。「當時在台中本土文化書局看見他們第一張（同時是唯一一張）專輯《台灣尚青》，外面印有醒目文宣『聽歌來入黨』，歌曲談關懷本土藝術，影響我很大。」之後考入東海大學的阿達認識鼓手阿展，兩人成為搖滾音樂研究社的創社元老；同許多文青一般，幾個社員聚在一起就是拿著討伐體制研究歌詞。之後陸續參與台中第一屆倉庫搖滾，見證當時廢人幫喧囂一時的龐克勢力，同時忘情於噪音聲響（由衷地相信這是對於音樂的革命、解構搖滾的途徑。），也是台中第一家「非做場」livehouse「老諾」的第一代員工，看盡幾年之間台中音樂場景的興衰迭起。

阿達退伍之後第一個樂團「阮對庄腳來」概念後搖滾，歌詞關注農村與WTO，編制卻有兩把吉他、一把貝斯、一個鼓還有一隻嗩吶。農村武裝青年第一次演出在理想音樂節，名字還是阮對庄腳來；也是在樂生院，幾個人認識剛出獄的「白米炸彈客」楊儒門，當時賣公平貿易咖啡的阿達自認這個機緣是進入台灣農業運動之契機：「當時阿展覺得我既然有咖啡廳這個空間，鼓吹我辦講座；一方面我認為只做國外的公平貿易，缺乏在地性。」之後阿達每週三日上台北與楊儒門做248農學市集，到產地進行農友拜訪；參與過程體認WTO後台灣第三波農業運動的甘苦與困頓：「那時候跟楊儒門聊天，知道搞農業運動的問題是農民已經不想種田；台灣政府把農業貶低到一個位置，讓他們認為自己做的事很見笑。」他也表示最近農村再生條例很荒謬；沒搞好農業、讓農民沒生計而離開農村；雕塑一個農村，結果裡面的人種菜卻賣不出去。這種意象營造意味濃厚的文化消費政策，導致農業運動主體自身再度萬念俱灰，明顯體現在農村武裝青年下鄉演出依然遭遇相當程度的難題：「之前我老家彰化田中的朋友問我什麼時候要回去表演，問題是我找不到一個切入點。（表演時）沒反應是很正常的事；我老家沒有任何文史工作者，有的是角頭黑道跟地方派系，而九成民眾都是投國民黨的。」阿達如此說到。

在「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一句依舊是問號的今日，以音樂投入社運必然遭逢「如何與歌曲議題共進退」的質疑；面對究竟要涉入多深才能符合「社運樂團」的框架，農村武裝青年有自己的認知：「譬如黑手涉入程度已經很高，他們不只寫歌，還教底層民眾寫歌。我們無法百分之百參與。」在社運行動者與樂團的兩造之間，阿達坦言其實還是著重音樂，這與黑手以運動作為出發點不同；團員之間不斷地釐清這個問題，也定義音樂作為議題的觸媒。「會有多少人可以因為我們的音樂，了解三鶯部落或是台灣其他議題，是我比較關注的問題。有舞台跟麥克風的人，跟記者一樣都是傳播者。這是職位問題，如果你利用它做事，就會產生很多便利性。」

「問自己最清楚，為什麼要用音樂參與社會運動；我常和鼓手阿展聊到，我本身是沒有學術背景的人，我完全是依靠經驗，不懂社會學論述，但是音樂我幾乎有八、九成的把握在做：至少歌是用心在寫，不會寫到沒誠意，自己不會感動。」阿達認為音樂是直接的，與那種左派知識分子談勞工、農民，卻不會用農民語言搏感情不同；不會跟他們做麻吉、一起幹譙，連酒都不會喝怎麼跟人家做田野調查？令人想起中國音樂大腕顏峻曾經這樣說過：「…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說過幾百遍的道理，僅僅因為在火燄和泥石流中被唱了出來，才真正像一句有用的話。」如果說你曾相信過一個又一個吊書袋和作官的知識份子，或許現在你可以相信農村武裝青年，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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