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Fran

書名:告別施捨:世界經濟簡史
作者:葛瑞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
譯者:洪世民
出版:財信出版 2008 / 10

社會達爾文主義捲土重來?

《告別施捨:世界經濟簡史》(A Farewell to Alms)無疑是一部相當挑釁的作品。

根據聯合國在2006年發佈的「全球財富調查報告」,世界上50%的財富由2%的人擁有,而最貧窮的半數人口又僅僅只有1%的財富,顯見全球貧富懸殊。更驚人的是,全球近90%的財富集中在北美、歐洲和日本等富裕國家。而根據BCG(波士頓顧問集團)在2008年發佈的報告,儘管大家的財富都因為金融危機而縮水了,但,最有錢的1%人口還是握有全球35%的財富。

全球貧富懸殊、發展不均的問題一直是很多學者感興趣的議題。人類學家Jared Diamond在《槍砲、病菌與鋼鐵》也問過類似的問題:為什麼現代社會中的財富和權力分配,會是以現今這種面貌呈現?為什麼有些地方如此富裕?有些地方卻那麼貧困?Diamond的答案是「自然資源-生物地理環境不平等」。而《大分流》的作者Kenneth Pomeranz則認為英國的經濟發展受益於煤礦蘊藏(資源密集)和殖民地貿易(節省勞動成本)。

然而,經濟史學家Cregory Clark卻提出迥然不同的主張。根據Clark,工業革命之所以發生在英國、而不在印度或中國,並不是因為制度或創新的問題,也不是地理環境或天然資源的先天優勢,而是因為「文化-基因」因素。

簡單地說,Clark從「馬爾薩斯陷阱」開始鋪陳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前工業時期,由於醫療衛生、營養熱量取得困難,因此富人的後代較易存活,從而使英國社會成為一個不斷「向下流動」的社會。「這些後來造就了動態經濟的特性-耐心、勤勉、機靈、創新和教育-遂透過遺傳及教養等過程傳予全英國人民。」(p.33)「英國的優勢不是煤礦、不是殖民地、不是宗教改革、不是啟蒙運動,而是出於制度穩定和人口的機緣……基於這些原因,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最早嵌入英國的文化,甚至基因之中。」(p.36)

以上絕非斷章取義,事實上,在書末,Clark又一次強調:「英國的優勢來自於1200至1800年間,經濟成就的價值觀透過文化-甚至基因-迅速傳播至社會的各個角落。」(p.301)其實,Clark從馬爾薩斯開始論證是有背景原因的,根據政治史學家Richard Hofstadter,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兩大基柱就是馬爾薩斯和以競爭為基礎的資本主義。

換句話說,Clark在此不但是公然主張「社會達爾文主義」(富者生存),並且還帶有優生學(文化-基因論)的色彩。而也因為如此,Clark並不贊成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的窮國提供任何經濟援助,在他看來,這雖然立意良善、但無法改變現狀。同時,Clark也不認為政治制度的變遷能夠改變人類的命運。而這一切肇因於最根本的原因,即,Clark認為全球經濟體之所以所得如此不均,是因為勞動力的素質差異,東歐的勞工「堅忍、勤勉、節慾的例子少之又少」。(p.400)也就是說,全球貧富差距的問題在Clark眼裡,不過就是「文化」或「基因」問題,這是相當典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論述。

貧窮是人權侵害而非個人失敗

然而,首先, 將文化和基因相提並論的主張並非沒有爭議,姑且不論有沒有「文化基因」這種東西,事實上,人類的諸多特質,如耐心、勤勉或自私是否和基因有關,也都還有爭議。更何況基因決定論的主張向來是飽受批評的,學界普遍認為外在環境、後天教養對人類行為的影響更是關鍵。

其次,Clark質疑「貧窮社會可透過外力介入,達成經濟發展」,並直言經濟援助未必無法改善窮國的現狀。確實,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很多消除第三世界國家貧窮的計畫,現在看來都是失敗的。然而,這裡的關鍵應是方法的革新及實踐的改革,而非成為束手旁觀的託詞。例如,經濟學家、《終結貧窮》的作者Jeffrey Sachs就相當堅持外援對於窮國脫貧的重要性,在他看來,不只富國應給予外援,以及最好是將經援用在協助個體取得「六個資本」,他還主張完全免除窮國的外債,從而讓貧窮社會有機會登上「發展的階梯」、開始好的循環。

最後,由於《告別施捨》立基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礎之上,因此反對對貧窮人士/國家的任何幫助。(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般認為貧窮是個人的失敗,是以沒有權利要求社會救助或福利)所以,雖然它名為「永別」「施捨」,但其主體是指富國,也就是主張富國不要再「施捨」窮國。但,如果從反全球化的角度來看,富國恐怕無法從中卸責,特別是窮國的貧窮涉及了區域的不正義、貿易的未公平化、資源的分配不平均和跨國資本的剝削。耶魯大學的哲學教授Thomas Pogge就從全球正義的觀點論證極度的貧窮是一種人權危害,富國有消極的義務要援助窮國。

綜觀《告別施捨》全書,雖然引用了極多經濟學的數據並繪製了很多圖表,然而,Cregory Clark 所欲證明的理論卻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並且還帶有優生學的色彩,這其中的問題恐怕已經不是strong on evidence but weak on theory,而是幾乎有那麼一點偽科學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