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昭陽

11月8日，下了一整天的雨。根據氣象報導，來了入秋第一波最強冷鋒。這一兩個星期，歐洲「巨星級」導演紛紛來台，繼德國文‧溫德斯導演來台後，法國導演羅宏‧康特帶著他坎城最佳影片《我和我的小鬼們》來台宣傳。本月8日的座談會「藝術，如何與他者交往- 全球/在地視野的對話與實踐」，與本地藝術家和學者對話的座談，即是這次的密集活動之一。與談人包括敝報總編黃孫權、藝術家吳瑪悧、侯淑姿、藝評家陳泰松及政大廣電系教授郭力昕。

本座談會主要有兩大探討主題，首先是與談人對《我和我的小鬼們》的觀影評述或心得，其次才是主題「藝術，如何與他者交往- 全球/在地視野的對話與實踐」。郭力昕教授為此座談會主持人，首先表示該影片呈現的師生權力關係異於台灣，他認為該影片呈現的族群特殊性是在法國巴黎二十區特有的，認為本片是非常法國的影片。（此一說法，導演康特與其他與談人有對應意見，認為課堂族群問題是全球性的。）接著由陳泰松發言，他表示法文力量別於英文，認為語言是詩的展露，從影片中看到教學與語言的力量，並看到美感背後意識形態、族群、歷史、權力的力量。

黃孫權則表示，他從該影片看到以往被殖民者移居到法國面對往日殖民者的環境所呈現的反應與態度是與以往不同。他舉例90年代卡索維茲的叛逆三部曲 《牛奶巧克力》、《恨》、《接班人》呈現暴力、洩恨式鬥爭，到了2008年《我和我的小鬼們》所呈現的則是日常生活細微卻存在的鬥爭，關於台灣在多元族群領域，黃孫權感嘆台灣藝術家無能力處理好新移民這個範疇。

康特認為，多元文化是財富，並非問題。雖存在一點緊張，但這是可以討論的。法國社會自覺自身文化很偉大，否認他者文化，他認為美國文化融合較法國來得成功。在法國總是以「你們先和我們一樣，我們再來談族群融合」，顯然未有誠意跨越出來接納新移民。

侯淑姿對影片的反應則是，為何電影故事的結局沒有給這個學生一個改過的機會？她指出文化認同的衝突下若無法調適，下場會很不好，她認為這個結局很真實，說到老師無奈之處。

吳瑪悧則認為，影片中法國課堂學生反應熱烈，而相對地，台灣課堂總是靜悄悄。她思考到目前社會抗爭的兩極化也許是在教學現場沒有對話所導致的。作為藝術家和教師的她，也思考到藝術教育與學生生活之間的關聯性，並提到在全球化下，城鄉移動狀態，人口與老師流動快，每個人都想逃離，誰來作教育扎根？

第一部份的座談結束，中場休息。（一名眼鏡男在樓梯口攔截康特導演以索簽名，我想他是理性的，很喜歡這部片吧！）

第二階段的討論「藝術，如何與他者交往- 全球/在地視野的對話與實踐」開始，原本來自各方人士的大雜匯座談就很精彩，但與談者若將之作為個人作品發表場，而不善盡或無法對主題提出有見地的想法，恐會觸動群眾敏銳的警報器。此階段的討論由陳泰松先發言，他以慣用的精神分析理論來看真實與虛構的弔詭處，最後引紀傑克的理論，說明記號的虛構性，在真實性上的再現。並以余政達的錄像作品《她是我阿姨》和陳界仁的《路徑圖》作為驗證例子，說明藝術工作者以「虛構」方式介入「真實」政治。

侯淑姿則以投影片方式展現他的「越界與流移- 亞洲新娘之歌」攝影作品，以及她所拍攝東南亞外籍新娘的經過與被攝者來台的故事。針對主題「藝術，如何與他者交往」，侯淑姿以似關懷和學習他者文化的態度處理她的藝術作品，引來一女聽眾反感，對於藝術家的「大愛」精神，女聽眾認為讓她感到害怕；其次是藝術家到當地的「優越感」，讓她感到不以為然。侯淑姿則回應，她並非帶著優越感到外籍新娘的國家，那些帶著錢到當地挑選老婆的台灣人才是帶著優越感的人。

黃孫權表明他不是藝術家，無法談「藝術政治」的問題，反而比較願意談一下藝術之所以存在的脈絡之政治分析與批判。他以「寶藏巖GAPP」策展人身份說明此計畫，包括藝術進到社區的過程，及以多重抵抗作訴求，如抗高級化、抗美學化、抗迪士尼化、抗節慶化，到最後甚至還抵抗了自己，讓規劃者與藝術家/暫居者面臨衝突，GAPP呈現了一個緩慢而且多孔的戰鬥基地，讓事情得以發生。此外，他也說明2006年自己《交遇》作品製作理念，他自己對全球化有個簡單的理論：全球化一個明顯的指標即是，每人每天接觸的人或事務的機會越多，其社會地位愈高。於是他把一些可拍照的手機交給外勞，每隔一個小時拍攝「遇到」以及「看到」的事務，藉此標記了他們於全球化市場中的社會位置。由是發現外勞生活各種單調的生活，每日工作18小時的工廠、在空洞的豪宅照顧與自己小孩年齡相仿的另一階層「外勞」的兒童、以及高度噪音的工作環境，藉此反轉藝術家呈現「他者」的觀點與權力，反過來讓我們看到外勞真實的生活處境。

吳瑪悧則質問/自問，一般藝術展覽花這麼多錢，但對藝術家或當地人的意義在哪？她也舉藝術家周靈芝在東後寮駐村的例子，認為藝術家在對當地環境的碰撞與學習，也試圖讓當地人說話，但這終究是複雜的。吳瑪俐不斷地思考，藝術是什麼？藝術教育又是什麼。

康特導演則表示他在《人性掙扎》 電影中，讓工人說話了，把話筒交給弱勢者。他認為很多人看好萊塢電影，但也有觀眾想看不一樣議題的影片，他傾向於作劇情片，讓每個人可以在這些角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並從電影中達到日常生活無法達到的感動。康特也認為電影無法改變世界，他認為建築師比較有這個可能性。郭力昕則持樂觀態度，認為電影可以改變世界。

座談會結束，外頭的雨還是沒有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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