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韋綸

「先是以電擊棒把活生生的豬隻擊昏…，一個人快速以刀刺中豬脖子，另一人趕忙接血導入大儲血桶。戴手套的女工一一伸手入腹，掏出纏繞成團的內臟。臺灣人什麼都吃，連豬血都可以冷凍再賣錢，她大開眼界，默記在心。對喬伊來說，這個工作比紡織廠的機械性勞動有趣多了。」─《我們》，顧玉玲

移工運動者顧玉玲「沐子」的新書《我們》，描寫某個逃跑外勞於屠宰場中對台灣無所不吃的飲食習慣感到嘖嘖稱奇的場景，令人聯想到鄭村祺於聖多福教堂中，一段動保團體要求縣政府嚴懲泰勞烹狗的故事；迫切管束泰北移工（在那兒以狗宴客是長者才能得到的禮遇）是因為不了解飲食文化殊異，烹狗對於某些人而言，恰好印證「外勞很可怕」的刻板印象，也說明「文化鬥爭」作為移工運動策略何以需要，「外勞不只是勞動，他們身上還承載著文化。」坐在TIWA辦公室的顧玉玲說，在這個容易簡化的、跳躍的資本主義下，對於異化的移工而言，要說是抗爭或是抵抗，不如說是溝通─從日日春到工殤協會拍影帶、說故事，都是一種文化積累、一種重新認識。

顧玉玲的新書《我們》可說此溝通過程的延續，零七年TIWA出版菲律賓移工寫作班作品的《家庭手工詩文集》和攝影集《凝視異鄉》，都是透過移工視野看台灣；如今再從常駐田野的台灣社運工作者的角度，書寫移動者逃離、輾轉及遷徙的故事。於〈漂浪之歌〉一章中，菲律賓北方富高農村的原住民女性，飄洋過海來台後成了TNT（逃跑外勞），輾轉於蘆洲或彰化之間，最後落腳社子島市場內某個潮濕的隔板房間，遇見了已是三個孩子母親、同為TNT的喬伊；在菲律賓的故鄉距離好幾個台灣，加上不知何時會被遣返，兩人海外戀情無法承諾，然而她們「相依作伴，不打算未來，也不起爭執，只有眼前具體的生活。一天又一天。」作家朱天心便言：「玉玲的文字讓你看到好大的世界，這是過去移工紀錄片或是報告論文等知識論述無法讓你感受到的文學力量：碰撞你，讓你感到震撼。」訪問當天有位紀錄片導演在TIWA拍攝，顧玉玲嘆了口氣：「她答應給現場每個人一片影片光碟（才同意給她拍攝的）。常有研究生或是紀錄片導演跟我們說想寫或是拍移工的故事，可是我們就很不想啊，誰知道移工在文章或是影片裡會被怎樣詮釋？」不希望故事成了一個個去脈絡後標記編號的論文，顧玉玲自承以民族誌的田野方式記錄，求的是保留完整樣貌。「這本書是我作為20年運動者的書寫，把自己丟進去和她們綁在一起的成果。」

不斷介入、置身其中的「運動寫作」方式

作家唐諾形容顧玉玲寫作風格為「節制」、「一種寫作者自我的縮小」。是否嘗試一種報導文學式的寫作？她搖搖頭：「不是的，我的文章跟過去的《人間雜誌》不一樣，我是置身其中、不斷介入；我的運動位置決定了寫作位置。為什麼要把距離拉開呢？這些故事都是相互糾纏的，我比喻自己寫作就像在編織，從千絲萬縷中一條一條地拉出來。」一條線從新莊俊興街菲律賓女工與拉鍊廠工人的相遇起頭，牽引到在兩人婚禮上紅哭得淅哩嘩啦的朴子母親；而四十年前隻身來到中山北路理髮廳工作的嘉義女孩，又讓這條線回到顧玉玲父母三十年前於圓山動物園的留影。「用小說筆觸敘事，因為我不想假裝『他們的聲音』說故事。我曾經想過要用魔幻文學的方式書寫，讓所有故事發生在同一個主角身上，如陳映真作品那般即便虛構亦很感人的境地，後來還是放棄虛構就現實，因為這些故事本身就很精采了。」

既名為《我們》，顧玉玲說此書為移工和長期於田野戰鬥的夥伴們之集體創作，她不過代筆寫下；「我這二十年來工作的核心是組織，任何人想要幫助弱勢階級，唯有靠集體力量把話說出來，人們才會聽見。」自言誕生於歷史接縫處、一邊讀著政治經濟學影本，幻想帶著進步意象跑去後津反五輕，卻被老人家當作「朝廷下來的人」拉著不放的顧玉玲，在大學畢業後進入藍白領階級混雜的自立晚報公會，看見白領記者們跨越團體直接與社長溝通，卻同時導致藍領印刷廠工人的聲音在勞資爭議被淹沒的景象，「我是念左翼隔天就要去革命的耶…，結果天天關心的是這個月加班費是不是少了三十元，很細微但這是工人他們的生命與生活。」二十年來無論在運動的哪個位置，「不是個人決定，而是組織哪邊需要就去哪邊。」由工委會再度回歸底層組織如工殤協會的顧玉玲回顧：「組織工作何其緩慢？但是非做不可，如果你期待社會有很快很大的變動，例如兩千年的換人做做看，快速的、簡化的改變勢必邊緣的人就會掉到地上。」

92年秋鬥時，本勞於同工同酬的公聽會上拍桌大罵外勞搶工作，鄭村祺於《我們》的新書發表會便言不論面對獨派的勞工陣線或是大陸派的勞協會，移工路線是個「選擇輕重的問題，一路就是要不要往更深、更下層的弱勢走，而走下去就是一次又一次與勞工關係的決裂。」從女工團結生產線看見女性工人不待「男性大佬思想進步」便自闢戰線，爭取運動中平等地位，以移工為主體的發聲同樣必要，「否則台灣人跟不過來。」，與勞教或抗爭相比，運動中的文字工作被視為收割性質，然而如果不如此，微薄的聲音很容易就被淹沒。

「要的是底層驚心動魄的故事被看見；過程常常是熬夜在寫，卻有一種幸福的感覺，一面打仗一面紀錄，只希望這些人不會消失在歷史的空白處。」顧玉玲微笑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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